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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没和徐静蕾聊冻卵

[摘要]对于新片《绑架者》,徐静蕾的自我评价是“相对满意”,她不觉得《绑架者》代表了她的水平,她满意的地方学会了拍爆炸飞车打斗。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拍爱情片能力的她,一直想拍一个关于结婚的戏。

这一次,我们没和徐静蕾聊冻卵

腾讯娱乐专稿(文/叶弥衫 责编/露冷)

在多数人眼里,徐静蕾仍然是一个女明星。

这是她最不喜欢的评价体系。作为中国第一代偶像剧演员,徐静蕾一出道,几乎就享受海报贴满男生宿舍级别的待遇。2000年她位列“四旦”,正式被收编进当年女明星的第一梯队。

但很明显,她不喜欢这个分类。为了跳出这个圈子,她做了大量努力。2003年,徐静蕾旗帜鲜明心气高昂地成为一名导演,拍的电影从文艺片到商业片,从爱情片到警匪片;而她在其中出演的戏份,从主角到配角,再到如今客串的一两个镜头。

她还发展了一系列不务正业的爱好,写博客、办杂志、做手工……丢丢捡捡,没个长性。也做得出一念既出说走就走的事,有两年时间,她的员工领着干薪,眼巴巴等着老板不知何时的归期。

这些年里,她展示才艺和思想,也展示闲情和逸趣——这些并非女明星的必要属性的特质,对本人来说,或许只想呈现真实自我具体人生。但在大众看来,更大程度上,只是用来推导出,一个相比同侪,更具风格和辨识度的女明星,女明星中的高阶版本——但仍然是女明星,不然的话,她是谁呢?

徐静蕾只得继续卸载,她的思路是, “我就想我要当监制,这样我就可以彻底退到幕后了。”

说到底,她还舍不得离开这个行业,二十年的资源和经验积累,高于其他行业的回报率,加上她直到现在,还对技术工作充满兴趣。她只是要换个工种:自己搭台,别人唱戏。

可是这样,她真的可以把她的女明星光环彻底“卸载干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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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者》宣传期间关于徐静蕾的所有报道,几乎都可以为徐静蕾之所以厌恶这个身份的原因提供注解。

诸如这些采访:“冷冻卵子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龄未婚背后的故事”,“如何成为一个中国好前任”,“总在自己的电影里展现男朋友的肉体是什么心态”。甚至,上节目时窦文涛借别人观点直接问她:是否内心恨嫁,只是为了无法如愿而掩饰成不婚?

如同她的大多数应对一样,这些问题对她完全构不成挑战。她回答几乎不假思索,条理清晰、态度诚恳且不乏换位思考,让人感觉,在被提问之前,她已经更充分地叩问过自己。

可是,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对大众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她是一个女明星,光自己想明白是不够的,一遍又一遍地陈白“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宣传期的责任之一,哪怕她已经极度厌倦。

这也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要面对这些言论在他人那里不受控制的发酵,比如,在认同徐静蕾的人那里,她会被抬到某个位置——诸如,与时代进步相配套的,独立而强大的女性形象;而反感她的人,则往往认为缺乏现实可行性,无非是一个明星才可能拥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第三步,则是要继续接受采访,回应争论,对网友评论做出点评,再一次自我陈述——在一个宣传周期内,至少要到这里,才算完成了基本循环。

这一轮循环源自于今年妇女节前,她和青年作家蒋方舟做了一次有关婚恋的对谈。43岁的徐静蕾几乎打破一切“应该”的桎梏从心所欲,比她小15岁的蒋方舟却显得谨小慎微、顾虑重重:50多岁仍有性吸引力的男士和他看起来像老太太的夫人的对照,会让蒋方舟感慨不已,但会让徐静蕾觉察这种感慨里包含的价值判断,反问:“你怎么知道老太太没有(仰慕者),你也不了解别人的生活。”

蒋方舟提到自己“通常是两性市场上被挑选的”,徐静蕾惊讶地插嘴:“你这么漂亮优秀,怎么会觉得自己是被挑选的?你挑选他们才对。”

有主持人窦文涛和梁文道居间,多数时候她们并没有直接交锋。但徐静蕾回头自己看完节目,也会感慨,“我怎么感觉我在欺负小孩似的。”

“你可能确实不亲和吧……”我们描述观感,没说完她就急着打断:“我其实非常亲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给别人那种感觉。我可能有北方人说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劲儿,是不是有可能?可我真的觉得她是个很优秀的女性啊。”

事实上,徐静蕾并不知道蒋方舟曾以各种形式在多个场合谈论过自己“被挑选”的经验。在一次采访中,她甚至还为自己习惯性的,为避免冷场而自曝其短来博人一粲的社交方式命了名,叫“呕吐式自曝情史”。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啊”,徐静蕾回顾那一幕,对我们说,“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主持人需要让嘉宾说话所以自己说一点抛砖引玉的话,但我觉得她好像也不是。后来觉得可能是自嘲吧,但这种自嘲我也不太懂。“

“确实我认真了”,徐静蕾这句话透露出对整个事件的厌烦。

“所以因为这样我就不能说话了吗?我也不是川普他闺女,我也没什么家庭背景,我父母创业之前也是普通工人,我从小也是通过特长考学,难道我说话之前必须痛说一遍革命家史才让我的话有说服力吗?”她仍有些愤愤。

那是一个属于女明星的愤愤——她们看似拥有无尽的话语权,看似占据了公共空间里一个巨大的角落,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庞大的只是其倒影与投射,并非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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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与蒋方舟在圆桌派上的对谈,引发了网上关于女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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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一直在寻找和实践那个“本人”。

显然,她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人。她曾经先人一步地做电子杂志开网店,如今那些页面都已经不知道折叠去哪个空间,博客倒是雕栏玉砌今犹在,最新的一条也已经是7年前。

“一般干到满意了,我就不干了,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干点别的吧。像写字,写博客(都不想干了)。以前还开过服装店,卖二手服装。”她对我们说。

一直在干的不过两件事:电影,谈恋爱。然而她对于电影和恋爱这两件事的态度,也一直在变。

《我和爸爸》是编剧史航特别喜欢的华语片。他曾在各种场合推荐这部“清丽忧苦,深情款款,进退有致,有心无憾”的电影,他还能随时随地背出这部电影中的很多台词,“那是徐静蕾导演生涯的巅峰之作,当然,也是处女作。”

《我和爸爸》的故事非常简单,母亲去世,18岁的小鱼开始受早年离异、完全陌生的父亲老鱼照料,两人关系好好坏坏分分合合,却始终难以割舍——直到死亡才分开。徐静蕾对外表示,这是她作为一个从小在严厉家教下长大的女孩,对另一种父女关系的想象与期待,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解读为,一个少女与一个中年男人的日常生活相处纪录。

很多人因为《将爱》里的文慧,误会徐静蕾是那种仰着脸抿着嘴笑的纯情少女,但这样的娇羞姿态,其实是她现场模仿编剧学来的。这个北京大妞的真实模样,可能在《我和爸爸》里更能找到:直勾勾盯着人看的眼神,刮辣松脆的嘴皮子,笑起来带甜,板起脸却是一股爱谁谁混不吝的劲儿。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茨威格小说,同样是,一名少女默默爱了一位作家很多年。小说通过作家读女子来信展开,女性隐于幕后却操纵大局,男性在关系中看似核心,但一直处于客体位置,被爱慕、被窥视、被隐瞒、被告知,以及,被决定不爱,整个过程里都全然被动。但到最后写信读信,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颠覆。

在徐静蕾的电影里,这种复杂性消失了,很多人因此觉得改编浅显。但对本人来说,这更像是她愿意表达的内容:一个内心强大的女性主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感情的开始与结束,哪怕不无痛苦,也是自己的选择。“那个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虽然是茨威格写的,但我很容易把它转换成我的角度讲一个故事,把我的故事加进去。”她曾对作家孙甘露说。

到了《梦想照进现实》这样的,女演员与导演在房间里叨叨一晚的颇具实验性质的电影,其中体现的表达欲望,与其说是徐静蕾的,不如说是王朔的。仍然是与孙甘露的对谈中,徐静蕾非常明确:“不可能把它变成我的东西”,“我第一次读他这个剧本,看着都晕。就对他说,你自己拍这戏得了,我给你当副导演,当然,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想干导演这种具体工作(笑)。”

于是,这种具体工作最后还是由徐静蕾完成。

如今回忆起来,她将前三部电影称作“我真正的作者电影”,“代表我那一段人生”。

2015年,徐静蕾与王朔再度合作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却成了她导演作品中评分最低者。以史航对这两人的交情与感情,仍不免感慨:“只能说《私人定制》、《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这两部电影,朔爷帮朋友帮得过于仗义。两肋插刀,真的是插了两次。”

人们习惯性地,将这位女导演的成功归因于得天独厚的剧本优势,哪怕是同样组合结果让人失望,也宁可理解成,“看不到王朔”,却未必想到导演身上发生的变化。

早在20年前的时候,徐静蕾也是一个特别想结婚生子的少女。虽然在当时未必不痛苦,当时她表演、导演,在另一个角度,也是更多无从安置的情绪,需要额外的表达出口。而现在,她有固定男友,无婚姻束缚,经济独立,事业有成,时间几乎帮她解锁了人间的一切禁忌,唯一的标准只是自己想不想。她甚至还有9颗卵子冻在医院——连防患未然的后悔药,她都凭借现代医学有备无患。

一切开关都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事实上,更大的可能是,与那个越来越不想主动表达自己的女明星徐静蕾一致,导演徐静蕾也失去了表达欲望。电影之于她,逐渐变成了一种手艺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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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部电影让业界认可了徐静蕾的导演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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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绑架者》,她本来已经决定只做幕后,开拍都一两天了,才接手导演——也就做好了跑完全部流程的预期。“这次也是唯一一次不是我跟着一起开发的剧本,所以白天拍,晚上回去改剧本,累的要死。”

更累的是,她第一次花一年时间做剪辑,去年春节过后,她就开始剪《绑架者》,为此连最爱的做包包都完全搁置了。“以前基本一边拍摄就开始剪,三四个月就剪的差不多,加上后期全算上,可能就七八个月。这次剪了一年,中间好几度觉得剪不下去,脑子不够用,特别想怎么能扩充一下脑容量。”

“其实这是一个观众智力的平衡。”徐静蕾解释,“有的人一下子就看出身份了,有的人到最后都看不出。结尾到底要不要多讲一点陆然(明道饰演角色),一讲就露馅,不讲大家又觉得反转太快,到底是以谁为标准呢?”

“为什么不能就以导演为标准?”我们问。

“我早就看不出来了。”她说,“我还希望我能保持第一遍看的心态呢,但不可能,我都能数着切换镜头了。我不是在看电影,我是在看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

这一年里有好几次,她把片子剪完了,觉得那就这样了,第二天又反悔,反反复复。到现在上院线的版本,她的评价是“相对满意”:“投资方对我都挺信任的,但就是因为信任,我觉得一年多了,不能再不上了,不然这辈子都改不完了。”

这大概是徐静蕾的方式,她永远知道,在和自己较劲的过程里,到什么程度应该撒手。也许是,像她所说的现实原因,也许是,她自己都开始感到没意思。

但直接的后果是,《绑架者》豆瓣评分5.3。这个结果看起来,跟7年前的《杜拉拉升职记》的5.7分旗鼓相当,但后者有17万人打分,影评1700多篇,而新作,打分者一万出头,影评200多篇。即便电影还在映中,但就排片量看,增幅也将相当有限。

这可能是,2017年的主流观众,已经对徐静蕾这个名字波澜不惊;但也可能是,那些从《将爱情进行到底》或《我和爸爸》的时候就开始追随徐静蕾的观众,早已渐渐在她一部又一部的新作中失散。

但如同这世界上无法困扰徐静蕾的多数事情一样,她不这么看成败。在她眼里,拍《绑架者》的过程,使自己解锁了新的技能点:“对这样一种片子现在知道怎么拍了,怎么来定计划,怎么拍爆炸,怎么拍飞车,怎么拍打斗场面,这些都是收获。”

在解锁之后,她还想再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她确切地对我们强调:“我觉得这个不代表我的水平,再拍一部肯定比这个好很多。”

像一个忍受不了低分的优秀生想要一次重考一样。

然后呢?放弃它,像放弃《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样的爱情片,再然后,放弃《杜拉拉升职记》那样的女性职场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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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对《绑架者》的评价是“相对满意”,她觉得如果再拍一部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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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拍爱情片的徐静蕾,无法控制人们对她爱情世界的好奇。

2007年徐静蕾接受台媒采访,提到自己有一段感情,相处10年后分开,但一直还是好友,“每天都通挺长时间的电话,彼此的宽容都可以到非常大的地方,那种感情已经像绝对亲情了,像血缘关系。”

这个电话一直还在持续,2015年《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宣传时,徐静蕾又描述了这段关系,只是通电话的年限已经成了20年。

在《有一个地方》里,奶奶告诫热恋的孙辈:“爱情是盆开水,总会凉下来的,将来无论你们的关系走到哪一步,都不要变成仇人,让这盆水结冰。”年轻时奶奶是徐静蕾演的,台词是王朔写的。

而在影片中客串了“不让水结冰”的前男友的,是她的男朋友黄立行。所有人都建议她拿掉前任相见仅仅为了互相谅解的戏,因为不够戏剧性,但她坚持要表达自己的观念:“爱能达成谅解,不是说你忏悔了我就谅解你,而是你忏不忏悔我都谅解。人都是有弱点的。总觉得别人在伤害你,也许在别人的角度你伤害别人呢?永远只从我的角度想问题,就会永远打架,从爱的角度,就会谅解。”

她很少袒露具体恋情,却不怕展现爱情教给她的道理。在徐静蕾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具有高度自我要求的女性,在亲密关系中获得的成长。19岁时和初恋分手,她还是一心想跳小月河的小女生。“知道自己不会跳,但确实有那种想跳的心情。事后回头想,他谁啊,凭什么啊,怎么我就产生那种念头了。”她对我们说。

而后是那段漫长的、至今还是好朋友的恋情。也是在台媒报道里,她解释过分开的原因:“不是我们两个不合适,或者有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因为时间不对,我认识他的时候太小。有的人就是因为你碰到他太早了。我有时想,要是晚一点碰到他,生活就完美了。”

她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没法拍文艺片。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她觉得“法国电影才是电影,美国电影?那是胡说八道”。等自己工作了几年,才明白了脸谱化大团圆之类的套路,对一个疲惫的现代人来说才是最需要的养分。到现在,一个天下无难解之事的人,看小儿女态基本已经无感:“什么误会冲突,分分合合,我看你跟她好了我生气,或者你以前对我好现在不好了,我就觉得那不好就分手呗,多大点事儿呢,废什么话呢。能好就好,不好就算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都觉得(爱情戏)没劲,这怎么拍呢?”

“过尽千帆了。”我们评论。

“也没有。”她敏锐地说,“我不觉得我算男朋友很多的那种,但都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回头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你在那个阶段确实会那样。”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她的男朋友是黄立行,一个ABC。上《金星秀》时,她感慨黄立行于她,堪比心理医生开的药方,影响她也变得不着急、不焦虑,不纠结。“他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从不纠结,标准之上YES,标准之下NO,有一个缓冲余地是你讲一遍道理,行就行,不行还是不行。我觉得这样的人特别好,活着不累,很开心。”

7年多时间里他们没有吵过架,趣味相投,价值观相同,互相尊重。每天早上一起床听到一句早安,她就心怀柔软地感慨:“这是我的礼物啊”。

以至于以劝婚、劝生著称的金星都没有劝她。“你这样挺好。”金星称赞她,“当一个人的状态那么准确的时候,你没必要说,她还要需要这个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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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者》是徐静蕾与男友黄立行的第三次荧幕合作,如今他们感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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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样的徐静蕾,她还有什么未尽的念头?有的,她说,“我一直想拍一个关于结婚的戏。”

这是一个和学习技能和展示技能无关的念想。大约,一直坚硬地表示不需要婚姻的她,对于这件事,终归还是琢磨过许久。

但是要怎么拍她一直在犹豫:“我怕我概念先行,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这个电影里,我怕最后太形而上、太概念了。”

“你没想好它的肉身吗?”我们问。

“想好了一点,比如一场婚礼上发生了很多事,带点黑色幽默,带点喜剧。但我自己很讨厌看电影还得被教育,我看电影就是要看一个好看的故事,我怕把看法放进电影,会概念化,会说教,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否定掉了。倒不如拍拍现在这样类型化的电影。”

顺畅的逻辑背后,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如今呈现出的仿佛天生如此的无所谓,统统是经过一条漫长的自我否定的通道,最后出现的成品——如果不是过程中经受住了严格的自我拷问,也难以做到在这么自信。

“我经常会躺在床上,自我否定整整一天,从早上开始就在想‘不行,这样不行’,另外一个声音和自己说,‘正常,你经常这样’,第三个声音说,‘你为什么经常要这样?你什么都有,你挺好的’,还有一个声音说,‘我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能怎样呢’?”她6年前接受采访时说。

她成长于一个管制严格的家庭,到现在被人说到“你应该”、“你不应该”,她还是抑制不住地一股无名火起,“我最讨厌别人教育我,我也不爱教育别人。最多就是人家来问我,我简单地表达我的想法。”

然而她从没放弃过自我管理。例如从去年开始,她给自己做了一个新规定:一年时间不买衣服,至今坚持了3个多月。“成熟了”,她对效果已经颇为满意。

或许也只有徐静蕾自己知道,43年的人生里,在大众看见看不见的地方,她为自己进行了多少测试,修正了多少bug,打过了多少补丁,才成为了现在这个更好的人。

如今,理性强大、井井有条、一切都可以客观分析的徐静蕾,只剩一个不敢碰的话题: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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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中,谈及奶奶去世让徐静蕾失控

“小时候我还敢碰,我小时候就和我爸讨论生死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其实挺爱想这些事的。但越到大了,越不敢碰。我现在已经面对过我奶奶的去世,十几年前,我也有一个朋友在我这个岁数突然去世,在这些事情之后,我不太敢碰。情感的东西,生死还是有感觉的,但太有感觉了,所以不太敢碰。”

这大概可以理解,之前在《朗读者》节目上,这个印象里永远一张倔强的微笑的脸的姑娘,流着泪坚持读完了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她觉得自己从不失控,哪怕是工作几乎崩溃,总共也就发过两次脾气,然而头一次发生在台上哭的情况,“我觉得自己是失控了。”

2007年徐静蕾奶奶去世,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就此结束了。后来她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献给了奶奶,“感谢你教会我什么是爱”。影片中,她扮演1940年代的奶奶,在布拉格有一段戛然而止的恋情。60多年后,孙女回到布拉格,遇见奶奶当时的恋人,仍在约定的广场上等着已经去世的奶奶。

当镜头摇到广场相遇时,徐静蕾,一个以理性自居的导演,在监视器后哭得停不下来。

(摄影/隋希 编辑助理/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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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qingy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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