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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圈|金庸晚年:功成名就之后的所有身不由己,终淡成茫然

划重点:

  1. 从1999年起,金庸在内地每年都要出席至少五六场“论剑”、授勋活动。各地的“论剑”不断,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他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
  2. 金庸对作品的修订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人们并不认可作家晚年对世事的深刻洞悉和无情的揭穿,只愿“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故事永远是成人世界里不破的童话。
  3. 媒体人石扉客评价,“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即便是金庸,也要顾忌进退和情面,“在命运与历史面前,抗争与妥协同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圈(id:entguiquan)

采访/曾妮 陈非墨 文/郝继 编辑/方奕晗

金庸家里挂着一副从浙江海宁老家带出来的对联,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这恐怕是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金庸最大的心愿。

在此之间,金庸的前半生立业香江,北望神州,自谓“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弩竭愚诚”。1981年重返内地后,金庸频频来往香江两岸,试图达成入世与怀乡的两重情怀。

以国士的姿态出入庙堂之上,以文人的身份行走于江湖之间,金庸有过纵横国是的气魄,有过逸兴遄飞的痛快,也有错位的尴尬和不自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便是大侠如金庸,也不能避免。

他晚年信佛,和朋友讲经,说:“佛家经常讲‘变’……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

他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一个写出华人世界最浩渺江湖的老人,对世界最后的关键词。而他也最终在这茫然中神隐归去。

1

金庸晚年想过大改《鹿鼎记》。他想让韦小宝受点教训:比如家产被自己赌光,老朋友过来敲竹杠,甚至老婆都要走掉几个。金庸觉得“韦小宝作风”误导世人,还是少一点为妙。

但终究没有改。“韦小宝作风”再乌烟瘴气,金庸也不得不承认:“韦小宝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成功的。”

《鹿鼎记》作为武侠小说收官之作,始终寄托了金庸“集大成的思想”。韦小宝通吃清廷和江湖两大阵营,就如同80、90年代的金庸,行走在香港传媒江湖和内地庙堂之间。

1981年,金庸遇上邓小平,成为中南海座上宾。

此前,他是流亡到南方的爱国遗民。父亲在老家被行刑,他徒然哭上三天三夜。“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他率领《明报》隔岸大鸣不平。

时隔近30年重返内地,金庸很兴奋。他穿好西装,打好领带,带着妻子儿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福建厅门口见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与金庸

一位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两个人相谈甚欢。其间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金庸心里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会谈结束的时候,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走出北京,金庸又去天山、蒙古草原、黄沙大漠……这些地方出现在小说中,却只是来源于他的想象。

天山是《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的地方,金庸花了一元人民币,从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买了两朵真正的天山雪莲。他发现雪莲已被风干,远不如想象中美丽。

这次内地之行,是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金庸希望为平稳过渡尽一份力。回到香港,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整个中国的乐观情绪。“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有人说他“左右逢源”,有人说他“左右不讨好”,金庸说“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80年代末,金庸在《明报》社论里说,“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那是金庸作为政论家的高光时刻。时移世易,就像他心目中韦小宝的命运将被逆转,当年的豪情也终将变成混沌。二十多年过去,80岁的金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会交代一句:“除了香港政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2

世纪之交,金庸开始对自己的小说做修改:《射雕英雄传》里,专情的黄药师和弟子梅超风有了暧昧关系;《碧血剑》里,专一爱青青的袁承志因为爱上阿九而陷入了情感的迷茫。金庸解释:“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

不过,这些修订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人们并不认可作家晚年对世事的深刻洞悉和无情的揭穿,只愿“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故事永远是成人世界里不破的童话。

1981年之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内地全面解禁,很快成为畅销书。

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并第一次去北大做了演讲。北大严家炎教授的《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中记录了现场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

一年之后,严家炎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而后出版《金庸小说论稿》。又过了几年,BBS兴起,北大的金庸迷们有了可以畅所欲言讨论的公开平台。有一个叫江南的ID,在那里连载同人文《此间的少年》。1999年混论坛的北大学子,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

与此同时,金庸进入内地影视剧制作人的视野,有了和导演张纪中的“1块钱版权佳话”。在张纪中的讲述里,金庸侠义慷慨。“他说,如果你们要按照像三国像水浒那么拍我这个戏,我1块钱给你吧?”张纪中对《贵圈》记者回忆。

张纪中导演与金庸

1999年5月8日,张纪中给金庸写了一封信,请求将《笑傲江湖》列为第一部改编剧目。不到两天,金庸把有关的法律文书从香港传真了过来。

张纪中给他转了1块钱,选了个吉利号85555。为了纪念这“意气相投的友情”,张纪中制作了一元水晶杯:用一块大小如同A4纸面的有机玻璃,制成小匾,右侧刻“査先生《笑傲江湖》电视剧版权转让纪念”,左侧落款“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间部分镶嵌上象征性的一元钱纸币,纸币上部写上了CCTV字样,下部刻写着年月日,并在5月金庸到杭州会晤时交给了他。

尽管内地版《笑傲江湖》收获了不少恶评,金庸本人对此也并不满意,但在拍摄期间,金庸给了电视剧制作人最大的支持和体谅。

曾拍摄过《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多部金庸名剧的制作人樊馨蔓对《贵圈》回忆,2003年,剧组在浙江桃花岛拍《射雕英雄传》时,曾特地把金庸先生和太太请去探班。“査先生在剧组和演员的关系都非常好,包括拍《射雕》的周迅、李亚鹏,以及后面《天龙八部》的刘涛,甚至有时候,他还会给演员们出主意要怎么谈恋爱。”

在杭州探班间隙,金庸幽默且健谈,还特别邀请他们去参观自己的旧居。“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人,即便是在剧组吃盒饭,也吃得很香。”樊馨蔓记得金庸喜欢穿西装,白衬衣永远很干净,爱吃海鲜和日料,喜欢喝酒饮茶。吃到美食,有时候会抬头说一句很幽默的话。

2017年10月,为了购买《天龙八部》的电影版权和《连城诀》的电视剧版权,樊馨蔓到香港拜访了金庸。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金庸。“当时我看到他躺在沙发上,健康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神志清醒。”樊馨蔓告诉老人,想再拍他的作品。老爷子听完呵呵笑,说:“好啊,好啊,我相信你有这个魄力!”

3

从1999年起,金庸在内地每年都要出席至少五六场“论剑”、授勋活动。各地的“论剑”不断,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他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

有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这么飞来飞去,是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不够多?”他回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一位现场听众说: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

2003年7月25日,金庸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演讲,题目也是中国历史的范畴。门票标价188元,但是外头黄牛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就能成交。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大部分人的票都是一家“红石梁啤酒”送的——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同年10月8日的“华山论剑”,是这类活动的高潮。这个至今被张纪中提起的“华山论剑”,在海拔1614米的华山北峰举行。金庸先是乘索道,后来坐上扎着红绸的滑竿,抵达北峰广场。和他对谈的人是司马南、孔庆东、张纪中等人。

金庸参加“华山论剑”

当天华山风景区封山8小时,为保证电视直播的顺利,出动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金庸不太满意,当众嘟着嘴说了一句:“我本来没让他们封山,他们怕游客看到我会找我签名,一定要封。”

为了避免过度商业化,金庸坚持在陕西所有吃穿住宿都自掏腰包,不收主办方陕西电视台任何费用。在他的坚持下,电视台取消了那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以此同时,同时,关于这位富豪一毛不拔的轶事也在流传:在金庸小时读过书的中学,有位学生病急,四处筹募医药费,同学们想起这位老学长,联名致信求助。金庸的援手是赠以签了名的著作全套。于是一众人讥讽他吝啬。其实,如果是全套小说每一部都签了名,市值数十万,可能足以应付医药费了。

4

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金庸深居香港家中,不问世事,也基本不再写作。近年来,他出现在新闻资讯里,多半是维权者的原告身份出现。

2013年金庸在手游业界掀起维权风暴,2015年状告《此间的少年》作者江南侵权并索赔520万。

早在2005年,金庸就表达过不满,“文学一定要原创,有些网民拿我的小说的人物去发展自己的小说,是完全不可以的。你是小孩子,我不来理你,要真理你的话,你已经犯法了。在香港用我小说人物的名字是要付钱的。”

这样的“告诫”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十年后,他一纸诉状,希望让那“小孩子”开始懂得规矩。除了维权官司,金庸在北大读博士的新闻,也让这位老人颇受非议。

有传言说他时常翘课,也有人说他无法按时毕业。

这只是晚年金庸尴尬的一部分。

1999年,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邀请金庸执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难驳战友兼老乡情面,金庸应允。2000年他正式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继而才有了后来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所说的“一场错位”。

做导师,金庸一开始想得简单:“有了名人做院长,请教授也就好请了。就像报馆,总编辑很出名的话,人家很多人就愿意来了。当时他们请我,也可能有这种名人效应的想法。”

他的教学理念很朴素:“教学生尽量做正派的人,即使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要全心全意去贪污。”

学生读《唐人小说》,研究《说唐》,他指导“这样的小说跟历史相去很远……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质疑声纷至沓来。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对媒体说:“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认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金庸心里想必是委屈的。浙大给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向浙大捐赠100万港币成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他把所有工资都放到这个基金里。他对央视记者白岩松说:“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

外界对金庸的批评很多,如果涉及学术,那是他最在意的事。“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写通俗小说,‘俗’是免不了的,对他的说话我并不在乎。但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不是说不开心,学问不好是事实,人家说的是事实。”

不服输的“学生”金庸最终修完了课程。2006年他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2007年起修读历史学博士。这年11月25日,他终于卸下“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头衔。但浙大还是要他担任名誉院长,当晚颁发了聘书。

在杭州作家、《金庸传》作者傅国涌看来,“金庸的一个问题是,他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何必还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追求声名……如果他少参加一些不必要的公众事务,而是安心在家颐养的话,他获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现在多得多。”

媒体人石扉客评价,“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即便是金庸,也要顾忌进退和情面,“在命运与历史面前,抗争与妥协同在。”

2017年3月10日,金庸93岁生日当天,有媒体引述查传倜的话:“平常我们去看他,更多的是眼神交流,也会握握他的手,跟他说说话。他能认得出我们,会点点头,但反应不会太大。”

在2010年之后,除了维权官司,金庸极少露面。甚至在生命最后的一年里,极有可能,他已陷入最后的混沌。

他有过真诚的入世热忱,也有回绝不了情面与乡情。对这位满怀抱负又终化为茫然的老人来说,种种乱象之下,“行将老去,渐入混沌”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运营编辑/许虎 姚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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