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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金庸有四个理想 成功了两个半

口述/潘耀明整理/邵登

潘耀明是《明报月刊》总编辑,与金庸共事多年,是此前身为《明报》老板的金庸亲自挖来的传媒能人。谈及与金庸的关系,潘耀明曾在《我与金庸》一文中这样描述:“金庸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仰之弥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

金庸去世后,《一线》记者前往香港潘耀明的住所采访了这位金庸的“小字辈朋友”,他讲述了与金庸多年共事中的故事,个人对金庸的理解,并向《一线》展示了金庸当年为其手书的聘书,以及为他留下的文稿。以下是潘耀明先生的口述。

未竟的历史小说

金庸为潘耀明的书题字

金庸为潘耀明的书题字

我是1991年来到《明报月刊》。之前我每天给《明报》写专栏,但跟金庸只是在公众场合见面时的点头之交,实际上没有什么交往。有一天董桥打电话给我,他说金庸要见你,我说我跟金庸不太熟,董桥说:你来吧。

以前明报大厦在香港北角,我到了金庸那间到处都是书的办公室,在那里见到董桥和金庸。金庸和我寒暄了一下,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走到办公桌去写东西,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为了缓解尴尬,就偶尔和董桥闲聊两句,但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大概15到20分钟,金庸起身从书桌走过来,亲自把一份刚写好、带着墨香的聘书给我,我当时既感动又冲动,因为金庸是我非常敬重的人。粗略的浏览了聘书的内容,毫不犹豫就签了,当时我还是三联书店的董事和副总编辑,还没有辞职。我跟金庸说,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去交接了工作就过来,当时是1991年1月份。

来到《明报》后,我跟他接触多了起来。《明报月刊》在过去也是几个名人在做,先是胡菊人先生,后来是董桥先生,但我是第一个担任总编辑且身兼总经理的,可能是金庸考虑到我在纽约大学念出版管理学跟杂志学的缘故。

开始在《明报》上班后,跟金庸除了业务上的来往,一些文化人到访他也刻意叫上我。金庸的性格除了带着侠气,也有儒雅的一面,对待下属都很有礼貌。记得最初我去找他,请他给《明报月刊》一点办刊指示,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就说“你瞧着办吧。”唯一算是指示的就是一句,他说《明报月刊》是《明报》的名牌西装。

之前《明报月刊》的销路不行,金庸跟我讲,你要考虑一下怎么销售。为了把《明报月刊》办成一个名牌杂志,我请了一些比较有国际影响的顾问,包括杨振宁等有学术地位的海内外学者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明报月刊》办成一个泛文化性杂志,广义的文化性杂志,《明报月刊》后来的销路从不到1万份涨到接近2万,金庸很高兴。

金庸是个性很强的人,他在文章里写到自己有四个理想:第一个理想,少年的时候努力学习;第二个理想,青年時期要有事业基础,第三个理想,找到理想的接班人;第四个理想是到处去游学,写自己喜欢的文章。

第三个理想他失败了,《明报》找错了接班人,导致《明报》一度要垮掉。

97年前,传媒业已经开始下滑,金庸审时度势把明报卖了。从经济上来讲没有损失,他差不多套现了10亿,但《明报》毕竟是他的终生事业,他本来还是想跟它带有点关系,挂一个荣誉董事长,《明报》的大政方针还是要听他的意见,但是后来于品海接手《明报》后,实质上将他架空,金庸个性很强,干脆就辞职不干了。

金庸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明清、隋唐史都很有研究,他一直以来都想写历史小说,而不是再写武侠,实际上他在1975年就修订了全部武侠小说。那时他找到我,说你不如辞掉《明报月刊》,到我的明河出版社集团。他想我帮他創办历史文化杂志。他踌躇满志,希望在历史小说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历史小说。

1995年4月1号,我带了一个秘书开始到明河出版社上班。但很不幸,前一个月的22号,金庸突然心脏病进了医院,手术不是很顺利,因为血没有清理好进入脑部,他有一段时间丧失了语言能力,这对他打击很大。后来请到三个脑科医生会诊,在医院住了大半年。

他的历史小说写不出来,與我签了五年合同,但我平常只能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了一年,我又回到了《明报》。

大亨的失落感

1996年春与金庸在日本热海合照

金庸在很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一个文人办报成为大亨,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看将来很难。但金庸以一个文化人身份办《明报》赚到钱,并且赚到的是大钱而不是小钱。之前外国公司有一个排行,说金庸可见财产有几十亿。

金庸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在90年代初有过统计,金庸的武侠小说读者超过2亿,现在看起来起码3个亿以上,哪一个作家能有那么多读者?

但金庸的财富不是来自武侠小说,他通过武侠小说拿到的版税很少。有一次他跟我讲,内地市场那么大,他只拿到300多万的版税,但在香港和台湾,每一年就有1000万的版税。这里面牵扯到盗版,内地的出版社也没有按规矩给他版税。

金庸读者的广泛性,我看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报刊连载时期的普罗大众,到教授杨振宁、政要邓小平,他的读者层次提升了。我因为工作跑了很多地方,几乎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读書會组织,我有一次去到慕尼黑,当时东西德还没合并,我发现那里的大学就有华人组织的金庸的阅读班。

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进入了学术殿堂,北大的严家炎教授说金庸,新派武俠小說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我也认为,金庸的小说迟早会成为经典文学。

有一次,我在韩国的外语大学演讲,他们让我讲香港的文学,我就讲到金庸跟刘以鬯的作品,刘以鬯将西方的意识流带入中文文学,《酒徒》有他的文学成就。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另外一个贡献,他的文字是很纯粹的,“五四”以来,很多中国文学都欧化了,你去读“五四”的文章,文字是很别扭的,但金庸的文字没有被欧化,他等于是明清筆記文学的传承人,你从每一个章节中抽出一篇文章来看,都是一篇很优美的散文,他的文字可以当做中文的一个范本。

沈从文跟我讲,当年他看《红楼梦》家长都反对,觉得这是淫书,中国的四大名著,当年哪个不是通俗作品呢?

但这是后话,之前金庸的小说一直争议十足。香港曾经有过一个蛮大的争论,学术界认为刘以鬯是纯文学,而金庸写的通俗小说根本不上档次,有一段时期否定了金庸,我记得我在小学时看金庸,被我的老师撞见,说要给我记大过。

金庸怎么看自己的作品呢?他觉得武侠小说是副产品,主要的职责还是办报。当时他也想象不到小说受众能那么多,写武侠其实就是娱人娱己。因为他当时办报压力很大,他是老板,还要写社论,每天都要写,很多东西都是他亲自抓的,比如副刊和中国版,《明报》副刊办的很好,张小娴、林燕妮、亦舒都是从《明报》出来的。

写武侠小说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梁羽生很红,本来《新晚报》的罗孚想找一个人写武侠小说,梁羽生说他写不了,罗孚就找金庸写,金庸说我来试试,金庸少年的时候也喜欢看武侠小说,结果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就一炮而红,现在想到金庸,一般都想到他的武侠小说,他是一个报人反而是次要的了。

但金庸本人最想写的,应该还是历史小说。金庸在古文学方面基础很雄厚,他很喜欢看书,到任何地方都是书不离手。他办公室书很多,自己家里有一个三百平方的大书房。我跟金庸出差,他到了一個地方一定要找书店,在机场等飞机也要去找书。我在《明报月刊》做了一个读书的专辑,请他写一篇读书心得 ,他引用了李清照的诗:“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他说假如做十年牢可以看天下书,或者给我自由却不能看书,他仍会选择坐牢十年。金庸是真正的读书人。

但在离开《明报》之后,历史小说也没有写成,我看他也是有失落感,人生的最后阶段金庸是不太順利的,我想他需要寻找一些寄托。当时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邀请金庸到浙江大学文学院做院长,实际上他当院长就好了,但他还带了三个研究生。

金庸没有带过研究生,他也没有派研究题目给研究生,所以这些研究生觉得金庸没有单独跟他们讨论,或者提供研究方面的意见,就开始在网上起哄,加上一些浙江大学的教授也起哄,说金庸得到了很多荣誉博士,你没有真正的博士学位,怎能帶博士研究生呢。觉得自己要念一个真正的博士,因为这个原因他去到剑桥,从硕士念起的,先拿到硕士再拿到博士。

文人的抱负

2011年6月14日与金庸摄于港岛香格里拉酒店龙虾吧

金庸笔下的侠客们多有一颗出世的心,但金庸是入世的。办报要入世,报纸要有市场,要有销路,那就肯定要入世。

有一个自称研究《明报》历史的人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金庸没有什么文化理念的依据。《明报》一开始是一张小报,最开始版面上还有一个西方性感女郎的照片,一些标题也很香艳。我跟他讲,金庸当时跟他的同学沈宝新一起拿出十万块来办报,当年香港的报纸是很辉煌的,大概有二、三十张报纸,《明报》作为一张小报本身首先要生存,如果不能生存,你讲什么理论?先生存下来才会有文化上的提升。

后来,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带起了一些读者,《明报》的销量渐大了,办报的理念也提升了,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报纸了,成了香港公信力最高的报纸。所以金庸是考虑了实际情况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可能传达出一种出世的观念,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是入世的。我打个比方,金庸在东吴大学念国际关系法,他一直想报效国家,跑到外交部向乔冠华毛遂自荐,想进外交部做外交官,当然他是进不了的,因为阶级出身不好。

后来香港要回归了,他还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他想将他的所学回馈社会,这是很入世的。当时他除了在香港起草《基本法》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双查方案”,涉及香港回归后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双查就是查济民、查良镛。查济民是一个大地产商。但这一方案在当时遭到了很多民主派的批评,有很多学生到《明报》去烧报纸、示威游行,《明报》的副刊也登了很多批评的文章,都是针对金庸的。

金庸自己办的报纸,难道可以批评自己吗?但他没有炒这些作者的鱿鱼,这就可以看出金庸的胸怀。我个人的感觉,金庸基本上是入世的,可能出世的部分也有,但不是他主要的追求。但假如金庸真的从政未必是好事,他就写不了那么多的武侠小说了,也办不出那么出世的报纸。

金庸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办报他要办得好,写武侠小说要写得好。后来他要去完成他第四个愿望,去大学念书,进修。我们都劝他,他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地位那么崇高,再去念博士,对他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我曾经跟金庸半开玩笑地讲,金庸只有一个,现在在街上到处都是博士生。

当然,他的个性好强,有所追求,历史小说写不出来,在浙江大学受到挫折,他的心里一定要找一个出路,你让他庸庸碌碌,那不行。所以,他要去念一个大学博士,来验证他真正有学问,虽然本来他不需要这样做。

金庸还是个性情中人。你知道吗?金庸年轻的时候一直追求夏梦,但追不到,他对夏梦一直有一种情谊在的。后来夏梦息影移民加拿大,金庸写过一篇社论《夏梦的春梦》,欢送夏梦女士到加拿大定居。这样写社论,古今中外没有的,但他写出来了,我说他个性强是真的,一方面是个性强,一方面又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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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v_zixu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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