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号,荷兰人约翰·德莫尔在腾讯录制一个视频短片。录制的地点在一处类似天井的地方,四周围是玻璃,位于高层的员工能够俯视录制现场。许多人好奇地望下来,但并没有举起手机拍照——对于大多人而言,这个身材高大、一头金色卷发的外国人并不是什么熟悉的面孔,但他们却一定看过这个外国人打造的真人秀节目,比如《老大哥》、《好声音》。今年59岁的约翰·德莫尔被称作“真人秀之父”。

“直至1999年出现引领重大变革的真人秀之前,当时我们只能观看到一些预先准备了脚本的节目、电影、电视剧、电影和电影演员,它们都提前准备了脚本。但在真人秀里,我们在电视中介绍了大家周围真实存在的人。”约翰·德莫尔对《封面人物》说。

他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1999年《老大哥》播出后,无数的类似节目喷涌而出。人们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不再是看电视里的人唱唱歌、跳跳舞或者聊聊天,而是渴望看到更加真实的人性表露。

而现在,他和腾讯合作的节目《我们15个》将在明年制作播出。在这个新节目里,他将再次定义“真人秀”这种节目类型,“它里面不制定任何规则制度,参与节目的15个人必须得自己想办法合作生存,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纯粹的电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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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德摩尔:《我们15个》将更深入的讨论人性。(摄像:李勇刚)

      曾经是垃圾电视节目之王

      德莫尔1955年出生于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曾是著名歌手,并经营着一家私人电台——北海国际电台。“我们可以把他称为‘荷兰的弗兰克·辛纳屈’。”德莫尔曾对媒体如此描述他的父亲。小他9岁的妹妹琳达·德莫尔从12岁开始就成为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德莫尔15岁的时候进入电台工作,为主播传送、归档唱片。他的音乐趣味很广泛,“我既喜欢古典乐,又喜欢硬摇滚”。但几年之后,荷兰政府禁止私人运营电台,德莫尔的音乐之梦随即破灭。不过,音乐并未远离德莫尔,而是埋下了种子,要等到几十年之后,他制作了一档风靡全球的音乐类选秀节目,也算圆了自己的梦。

      18岁,德莫尔投身电视领域,在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Tai积累了几年经验之后,24岁就开始了独立电视制作人的职业生涯。“一直以来激励我去工作的是思考大家希望看到的新创意。我是一名内容开发人员、电视制片人、视频制作人,我一天到晚面对的唯一问题就是:大家想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德莫尔说,“很多时候我都成功地找到了答案,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我们也会失败。但至少我们始终都设身处地地从观众的角度试着了解我们能开发出什么样的节目。”

      荷兰传媒业极其发达,节目出口仅次于英美排世界第三。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电视业中生存下来,德莫尔曾制作出大量的“垃圾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完全以吸引观众的角度出发,将人的基本欲望最大化,比如性、生存、死亡。节目手段则通常为偷窥和投票竞争。这些节目曾在荷兰本土引发争议甚至抗议,不过德莫尔并不在乎。

      乐正传媒研发与咨询总监彭侃认为,荷兰电视业的发达大致可归功于国际视野、制播分离的制度和自由的文化。“荷兰是海洋性文明,”彭侃说,位于西欧的荷兰面积狭小,国土面积仅相当于两个半北京,人口1600万,国内市场有限,做产品初期就往往要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反应。荷兰电视台实行制播分离,全国有几十个独立的节目制作机构,市场竞争激烈。

      “我认为荷兰文化对于新事物是抱有非常开发的态度的。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愿意去探索新事物、寻求各种可能。这使得荷兰成为实验电视及互联网各种新创意的完美基地。”德莫尔对《封面人物》说。

      1994年,德莫尔与一位合伙人成立了娱乐节目制作机构恩德摩尔公司。在两个人的带领下,公司开发了上百档电视节目,包括后来大热的《老大哥》。他发现观众对真人秀节目中的参与者有强烈的自我投射:“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当中,有的人甚至是你的邻居。那么当你观看真人秀时,你看到的俨然是一面镜子。你从中看到了你自己,并且你问自己:如果我遭遇了那个人遭遇的情况,我会怎么做?正因如此,电视真人秀才让许多观众产生了共鸣。”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曾将真人秀定义为“一种电视节目,是对资源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的记录和加工。”上世纪八十年代,脚本固定的节目一统天下,但移动摄影技术的持续发展促进了更具纪实风格的节目出现。1985年和1988年,美国发生过两次编剧大罢工,几乎给全世界的制片方提了个醒,迫使他们寻找一种更少依赖编剧的节目形式。真人秀的出现可以看做是电视史的必然,它有结构,但没有固定的台词和结局,事件的过程是随机的,参与者有较大的主动性。

      大量的真人秀节目实践为德莫尔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看到每个人心中有偷窥的一面,并想尽办法去利用这一点。尽管在早期,德莫尔制作了大量的“垃圾电视节目”来完成积累,因此还获得了“垃圾电视之王”的称号。曾有外媒问过他如何看待这顶帽子,他表示,“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为观众工作,不为批评家工作。”

      而后的成功接踵而至,《Fear factor》,一个让挑战者挑战包括从高处跃下、吃虫子等各种恐惧事物的高奖励节目,《Deal or no Deal》,有奖竞猜闯关智能型真人秀节目……这些,都在全世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面对评论界对节目聚焦人性窥伺欲的批评,德莫尔毫不犹豫地反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窥伺欲。”

      《Deal or no Deal》是一个有奖闯关节目,美女拿的盒子里全都是钱。《Deal or no Deal》是一个有奖闯关节目,美女拿的盒子里全都是钱。

      前五页就牢牢吸引人

      “我喜欢好的故事。”采访中,当记者问到有什么阅读偏好时,德莫尔立刻与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似乎把一切信息都变成了工作灵感。“和我为观众开发电视节目时一样,一本书对于读者来说是同样的挑战。如果它不够吸引人,不够有趣,你就会停止阅读,这和看电视节目或视频内容是一样的。我喜欢在读前五页时就能牢牢把我吸引住的故事。因为如果需要更长时间的话,我就不会再看下去了。”

      “前五页就牢牢吸引人”的启发,被德莫尔用在了开发《好声音》节目上。2002年,美国推出了通过海选使普通人实现音乐梦想的真人秀《美国偶像》,迅速风靡全球,但选手质量良莠不齐,没过几年就开始衰落。德莫尔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选秀导师背对选手,选手单凭歌唱实力吸引导师。从最初创意到完成设计、亮相荧屏,《好声音》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节目制作手册比砖头还要厚。但当时荷兰电视台已经有至少两三档选秀节目在播出,德莫尔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电视台沟通,并最终以远远低于制作成本的价格卖出了第一季。

      2010年10月,《荷兰好声音》在RTL电视台播出,当天即吸引170万观众,决赛直播收看人数高达370万,占荷兰人口的四分之一。“盲选开始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这个节目一定会成功,因为一切都如此惊艳。”德莫尔说。

      2011年,《美国好声音》在NBC播出,收视率远远超出预期的3.0而达到5.1,高于绝大多数热门的电视节目。目前,《好声音》已经完成了德莫尔式真人秀的成功路线——荷兰本土试验、美国放大影响、全球版权输出——的全部过程,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好声音》的版权卖到全球近50个国家,德莫尔也以20亿美元的身价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好声音》在全球范围的成功是由于它所释放的正能量。它的评委,它的盲选,以及观众可以参与互动的这一事实增加了这种正能量。”《好声音》制作方Talpa部门经理马特梅杰斯说。

      德莫尔为自己的真人秀节目制定了极为严格的“production bible(制作宝典)”,里面规定了从抽象的节目风格到具体光线设计、剧院结构、拍摄机位和参赛者标准等的所有细节。他深知创意类节目要想获得持续性的成功,必须走工业化的流程。接受《TV FROMATS》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在没有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能被改变。任何制作本土版本好声音的国家,我们都会派一队国际产品顾问去监督并确保其节目与原始框架一致。我们也是在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在荷兰的节目里犯过错误,他们应从我们的实践中获得警示。”

      但事实上,真人秀的题中之义在于表现人的状态,各国文化不同,常常免不了进行本土化的改编。按照荷兰版权方的要求,导师中必须有一位是偏年轻的选秀歌手。但中国《好声音》已定下的导师不同意,中国也没有能够担当得起导师地位的选秀选手,制作方就没有照做。中国版《好声音》还加入了中国观众喜欢的情感牌,比如师生情谊和选手背景故事的介绍,这些在欧洲版的《好声音》节目中都被弱化。

      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出“塑造本世纪前十年的50人”,试图找出过去十年中给其所在领域带来最深刻影响的人物。约翰·德莫尔入选文化人物,其他入选者包括Jay Z、碧昂斯、J.K.罗琳、宫崎骏等。

      2011年,“好声音”落户美国,立刻击败“美国偶像”,成为新的收视冠军。2011年,“好声音”落户美国,立刻击败“美国偶像”,成为新的收视冠军。

      楚门的世界

      德莫尔在名片上印的头衔不是某某总裁,而是“首席创意”,他视创意为核心业务。2000年,德莫尔将恩德摩尔公司卖给了西班牙电信巨头Telefonica,自己又于2004年成立Talpa,一家专门研究电视节目创新的媒体公司,并承诺在有生之年创作出新的一鸣惊人的电视节目。他成功了,《好声音》就是一例,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Talpa只有20多个创意成员,年龄22到55岁不等,来自不同的行业。他们每周开一次会,提出自己的新点子。头脑风暴的方式很特别,7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讨论某个问题,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就先统一意见,然后跟别的组进行辩论,还可以交叉提问讨论。

      这些点子最终会变成每年15到20个新节目在电视台播出。德莫尔是一位高效的创意管理者,Talpa制作的大多数版式都是低预算产品,旗下又拥有三家电视台、三家电台,播出渠道畅通。他能够迅速将创意变成节目,从而检验节目的效果。

      2015年,腾讯也将和Talpa公司联合研发制作一档大型生活实验节目《我们15个》,这个节目将会在2015年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15个背景各异的陌生人离开自己本来的生活,在荒芜的平顶之上共同生活一年。节目将动用120台360度全高清摄像机来记录他们之间的爱、竞争,以及如何创造生活。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具体细微的生活细节。

      与传统电视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真人秀的一大变革是观众的参与度。电视时代,观众往往通过投票参与。而在互联网时代,观众可以通过在线观看产生具体的数据,成为决定选手去留的一个参考,甚至也可以以第三方的角色直接左右真人秀的进程。《我们15个》也将观众定位为“第16个居民”。

      彭侃认为,与一般真人秀相比,《我们15个》是有生活实践精神的较为深刻的真人秀,而观众定位为“第16个居民”。目前中国大多数真人秀节目尚处在“吃明星”的初级阶段,看过即忘,属于一次性消费品。而且类似《我们15个》这样的节目开启了对理想与生活方式问题的思考,是电视节目形态的有益尝试。

      尽管自己开发的节目多次引领了世界潮流,约翰·德莫尔仍然继续着工作狂的状态。“我所做的就是和有创意的人一起工作。我在工作室里,制作试播集、制作正式节目、卖出节目,从来不会感到疲惫,反而十分快乐。我一周工作80个小时,但我从没感觉到一周工作80个小时,因为我每天早起做的是我喜爱的事情。”他曾对《TV FORMATS》说。

      德莫尔似乎在私人生活上并没有足够的自我约束。他有严重的烟瘾,因受够了客机上禁止抽烟的规定,2001年花费2000万欧元购买了一家私人飞机。但出于健康考虑,他最终通过激光治疗戒除了烟瘾。关于感情,他曾对荷兰版《花花公子》说,“我不能忍受孤独。”

      唯有谈到工作的时候,约翰·德莫尔全情投入。Talpa公司新闻发言人托马斯曾如此描述他的老板:“他的大脑有一部分每天18个小时都在想电视创意。日常生活的经历随时引发他的提问:这我能做个什么节目出来?”

      采访最后,记者问他是否看过《楚门的世界》,电影中,楚门全部的人生都被拍成了真人秀,在得知真相之后,他选择了出逃。这部电影反思了真人秀时代的种种荒谬,以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德莫尔点点头说,当然看过。但他丝毫没有理会电影的文化思考,而是立刻衡量了其中真人秀模式的可操作性,惋惜地表示,“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但要将电影的理念转化成现实总是很难的。我们看到了,但你没法真的去那样做。因为让一名演员在真人秀中去伪装自己,要比让一个普通人在真人秀中做自己要简单多了。”

      据统计,目前全球一共有49档好声音节目,覆盖到阿富汗、以色列、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据统计,目前全球一共有49档好声音节目,覆盖到阿富汗、以色列、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对话:我尊重中国的道德规范

      腾讯娱乐:人们喜欢看真人秀节目,是不是背后存在什么心理基础?

      约翰·德莫尔:是的。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都认为电视和视频内容是不能够进行精确定义的。有时你只能猜想。但我的猜测是,直至1999年出现引领重大变革的真人秀之前,当时我们只能观看到一些预先准备了脚本的节目、电影、电视剧、电影和电影演员,它们都提前准备了脚本。但在真人秀里,我们在电视中介绍了大家周围真实存在的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当中,有的人甚至是你的邻居。那么当你观看真人秀时,你看到的俨然是一面镜子。你从中看到了你自己,并且你问自己:如果我遭遇了那个人遭遇的情况,我会怎么做?正因如此,电视真人秀才让许多观众产生了共鸣。

      腾讯娱乐:真人秀节目中,“reality”和“show”的比例如何协调?

      约翰·德莫尔:我认为就我来讲,就我们明年即将与腾讯合作在中国推出的节目来讲,我们的真人秀中的“秀”字是应该去掉的,我们几乎不会为参与者设定任何任务,参与节目的15个人必须得自己想办法合作生存,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纯粹的电视形式。所以,“秀”这个字就免了吧。

      腾讯娱乐:为什么荷兰的人口并不多,却能生产行销世界的电视产品?

      约翰·德莫尔:我认为荷兰文化对于新事物是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的。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我们愿意去探索新事物,寻求各种可能。这使得荷兰成为试验电视及互联网各种新创意的完美基地。
      一旦我们实验成功,经过证实的成功,我们就会走出去,将我们的成果带到世界其它地方。所以说,荷兰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基地了,因为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也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小,我们会更多地放眼整个世界,而不是仅仅荷兰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关心全球创意,试图开发出能吸引全球观众的内容。

      腾讯娱乐:同一个节目,在中国呈现会注意一些什么?

      约翰·德莫尔:我认为相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婉转,这一点比较有趣,因为当你和别人长期相处时,在某些时候你必须直言不讳才能表明你的观点。另外,这里的道德规范可能与荷兰不一样。我们始终尊重节目制作国家当地的道德规范,从当地的道德规范入手。

      腾讯娱乐:我非常好奇的是,你开发新节目的时候,会把自己带入到哪一种角色中,观众、需要盈利的老板、社会学家还是其他?

      约翰·德莫尔: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有角色会选到我。我认为一个好的选角导演是不会挑选我去参加真人秀的。我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早上刚起来时尤其如此。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真人秀的良好人选。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制作人、创作者,是因为我喜欢躲在聚光灯背后工作,在以前我能做的有限,但多数情况下我会试图远离那些聚光灯。

      腾讯娱乐:你觉得现在还有完美偶像生存的必要吗?

      约翰·德莫尔:没有必要。我认为在创建角色时,他们没有必要非得完美无缺。因为我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没法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认为真人节目的意义在于它所展示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节目展示出了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他们有时也会犯错,但你觉得他们如此有趣,于是你开始喜爱这些角色。

      腾讯娱乐:在中国,很多人通过真人秀节目成为了明星,这很常见么?

      约翰·德莫尔:不,我认为在最初真人秀是不会制造明星的,起码它的本义不是为了打造明星。一些人被选定参加真人秀,然后被打造成明星,但只能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电视名人。如果你参加一档真人秀,那么在真人秀播放的100天里你会非常出名,但是你离开真人秀之后就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了,在头三个月大家还能认出你的脸。所以说,真人秀电视节目是不会真正打造出明星的。The Voice除外,如果你将它称为真人秀的话,它是能制造明星的,但这完全是节目的本意,即缔造出下一个大歌星。

      腾讯娱乐:你觉得观众为什么想看一部《我们15个》这样生活实验型的节目?

      约翰·德莫尔:基本上,它的内容本身是吸引人们观看这个节目并不断追剧的最大动因。因为在追随节目中15个人的命运时,就像看肥皂剧、看小说,你会了解到他们的真实个性,那么你会开始喜欢或讨厌节目中的某个人物。你还想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所有,当你喜欢上这个节目时,就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你每天都想知道那些人在做什么,他们取得了什么成绩,他们有没有解决掉面临的问题,他们的不同观点等。这15个人的组成和成长,以及因此发展出各种关系。这其实就是真实的生活。观众会饶有兴趣地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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