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85%的时间,严歌苓在柏林生活,用她的话说,她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一天24小时,她用1/4 的时间工作,闭门在书房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三四点。这之外的时间里,她做饭、遛狗、读书,辅导女儿功课与体操,还要留点时间,在女儿睡后,与丈夫喝红酒听音乐地闲聊。

但当她飞行10小时,跨越7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了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时间全权交给各类合作方,自己负责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录视频节目,进高校演讲,采访通告紧凑得像回到了当年当兵的时间表。

单单今年,1月她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推广小说《妈阁是座城》,5月的出现是为了配合电影《归来》上映,7月小说《老师好美》进入宣传期,11月底的这一趟,除了参加北师大驻校作家入校仪式,还兼顾着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开播。

观众看到的是一部新剧,但对严歌苓来说,电视剧剧本初稿已是3年前,距最初《金陵十三钗》的小说,更有9年之久。她像一个勤奋的酿酒师,你看她逐次奉出一坛坛新酒陈酿,却不知她背后的酝酿功夫,更不知道她在等待发酵的过程里,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备了多少季材料。出版人张立宪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这些年来,每次回国她都讲一些类似的话,比如,不希望再做编剧只想写小说,或者,下次一定要写没法被改编影视的小说。但这些年来,中国影视界仍像抢救命稻草一样追着买她的故事。要是晚一个小时出手,张艺谋就买不到《陆犯焉识》,也就不会有他的《归来》;李少红主动去为她的新书站台:只要有严老师的作品可拍,她愿意食言,在新《红楼梦》之后再拍连续剧。严歌苓自己“只写小说”的誓言来来回回地说,也就成了撒娇,这次她终于一摊手:我有性格缺陷,我没法拒绝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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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人物》严歌苓:我生性清高,不擅长做编剧。(摄像:秦付强)

      更多改编她的作品,她客客气气地选择不看

      严歌苓的朋友常常为她的作品抱屈。张立宪曾说,作为一个小说读者,看到改编的影视剧后往往“非常愤怒”,因为很难理解成这是严歌苓的作品。“如果你是通过影视剧来认识严歌苓的话,那么不妨读读小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加本真的严歌苓所呈现的世界。”

      但严歌苓自己,却很少发恶声。在接受采访时,她总是夸奖导演,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赞美演员,即便她还忙得没顾上看剧;哪怕原作小说已经改头换面、掐头去尾,她也表示理解:艺术作品的再创作当中,你不知道一个导演会有多少苦衷。

      《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说,张艺谋几次感慨,严歌苓是最大气的合作者。采访时严歌苓笑着回应,那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舍得。

      舍得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1993年将《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卖给李安,是她的作品被改编的开始。这部影片当年斩获亚太影展五大奖项,但原著者看来,也有诸多可挑剔之处,比如将电影将背景设置在纽约,而这个故事无论现实或小说都发生在悉尼,气质大相径庭;电影中与小渔假结婚的老头不时闪耀一下人性光芒,而在严歌苓笔下,那是个彻底的“垃圾”:她觉得这样才够体现小渔的善与美。

      她曾委婉表示,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当中,她比较满意的是陈冲的《天浴》。剧本是她亲自捉刀,导演是她多年闺蜜,配合默契不说,重要的是“忠于原著”。陈冲后又购买了《扶桑》版权——这部小说写一个看似处在社会底层、跪着的女性,而她内心,却强大得可以饶恕一切自以为站着的男人,因此在学术研讨会上,常常得到男性评论家不喜或不懂的评价——严歌苓改写了英文剧本,但先是陈冲怀孕,而后拍摄资金被挪用,以致这部反映亚洲移民生活的文艺片,至今还在寻找投资当中。

      她的所有作品版权早已卖出,乃至只有一个名字时就被哄抢,而如果观众无缘得见其中的一些,只是它们如《天浴》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搬上银幕或荧幕。而在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影视业制作体系中,原著者的舍得或不舍得,也越来越无效。合同上往往白纸黑字注明,不能干涉演员选择,不能干涉剧本改编。“如果在合同上有你不干预编剧的话,这种坚持(自己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把精力都放在正在创作的作品上。”严歌苓说。

      当然不是没有意见,只不过她不公开表达。改编的问题问多了,她娇嗔又带点不耐烦地手一摊:“那我有什么办法啦。”讲到《归来》,她说“我并不知道他只是攫取了后面的那一点,我以为他要整个拍出重大的作品。”更多的时候,对更多的改编作品,她客客气气地选择不看,这或许可能是她所能保持的最好修养,如当年伤痕文学出来,接受文学经典教育的她翻了一下:“这是小说吗?”从此不看。

      自己可以不看,而对于观众因为影视剧而产生的“严歌苓”印象,她也并不在意。“我已经很感激电影工作者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的读者群一年年扩大,而读者群扩大,表示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这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严歌苓说。

      唯独影响到她的,是改编剧本占用了本该属于小说的时间。身为美国编剧协会成员,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编剧,她在创作时所获得的满足感与成就感皆来自写小说:“我写小说的那种自如和兴奋,在编剧时完全没有。而如果不达到那种极致兴奋,又怎么能算是最好的创作呢?”

      但说过无数次今后只写小说,她的名字仍不时出现在各类影视的编剧栏中,就像现在,她手头的一项工作,就是改写《妈阁是座城》的电影剧本。“我性格有缺陷。”她大咧咧地承认了,带着一种“我就是食言了你拿我怎么办”的无赖与无奈。“我当然希望我把版权卖给你就结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结束不了,人家就是来找你帮忙,那我只好一再妥协了。”

      2011年,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金陵十三钗》上映。2011年,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金陵十三钗》上映。

      我花的钱和我享受的时间,全是自己挣来的

      据说张艺谋晚来三天,《陆犯焉识》版权就给别人了?严歌苓大笑起来:“不是三天,他要晚找我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考虑别人了。”

      写完《陆犯焉识》,严歌苓很得意:“哈哈,这下你们没法改了吧。”很多年前她就一直在说,要写有抗拍性的小说,虽然当时她为“抗拍性”举的例子,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在《陆犯焉识》中,她显然不是用文字,而是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抗拍:描写了大量的政治事件。

      但她同时收到了两封邮件求购版权,然后她选了合作过《金陵十三钗》的张艺谋,“跟一个导演建立较为长久的合作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另一则,她觉得张艺谋拍过《活着》,以其阅历与经验,能拍出那个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假如一个年轻的导演,他可能不会被感动,而我想张艺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的感动点会跟我比较靠近。”

      但她也并不讳言,张艺谋“做人厚道”,“从价钱到待人,都是我打交道这么多的导演中,最为优厚的。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作品钟爱的程度、希望再创作的热情的程度,也体现在给你的价钱上。”

      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1989年赴美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严歌苓仍需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她做过看护,洗过盘子。80年代的中国作协成员,90年代拼命在台湾报刊上发稿,无他,稿费高过大陆。

      她原本苦行僧似的写作强度,一方面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修行,另一方面,未尝也没有赚钱的内在驱动。1992年,她在旧金山结婚。先生劳伦斯本是外交官,因为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匪谍嫌疑的退伍女军官相爱,不得不辞职,将外交部的门禁卡剪成4块,装在信封里交还给上司。

      劳伦斯很快找了新的工作,相比初来乍到时的赚钱压力,严歌苓此时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即便在亲密关系中,她也是一个警惕于施受关系的骄傲的人,“即便给你一颗钻石,也要想想如果接受的话,你的自主性在哪里。”何况她的婚姻没有钻石,她的先生说,我的辞职难道不是最大的钻石吗?

      直到1993年李安问她买《少女小渔》,严歌苓的第一反应是“可以不用做一个穷学生了”。也许因为李安的影响,这一年她卖出了三个版权,还有电视剧剧本找上门来。原本总是光顾旧货市场的清寒学生,从此开始在名牌店买买买的不归路——颇有点令人联想到青少年时期总穿表姐剩衣服的张爱玲,赚得稿费后迫不及待定制新衣的心情。职业女性之所以不避讳谈钱,或许她们在挣来的每一块钱上,都足以展示自己的辛苦与骄傲。

      “我听一些女朋友讲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我觉得所有悲剧的根源就是在于经济不独立、思想不自由。问人家讨任何东西,心里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挣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是最甜美的。”严歌苓说。到现在,她也保持着一个习惯,在每一本书写完之后带全家一起旅行,在一个城市住上很久,“这是我挣来的,是我靠我的辛苦挣来的消闲。我觉得我花的钱和我所享受的时间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

      只是到了畅销作家、金牌编剧的地位,现在的她希望能够慢下来:“我希望从明年开始,写的少一点,读的多一点,留给思考多一些空间。实际上,我的创作里也不在乎多一本书少一本书了,而是需要考虑,自己想要多哪一本书,留下什么东西来。”

      张艺谋改编自《陆犯焉识》的《归来》,只攫取了小说最后几页进行改编。张艺谋改编自《陆犯焉识》的《归来》,只攫取了小说最后几页进行改编。

      每一个故事都经过漫长的培育过程

      猜测严歌苓的下一部作品是很徒劳的事情,她的家底太厚。即便她告诉你这次回国一面去了体操馆采访,一面去了舞厅跳舞,你猜测她接下来要写体操运动员或是舞男的生活,也会得到一个神秘莫测的答案:“题材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定。”

      在当代女作家当中,严歌苓是较少将自己生平直接移植进小说的那一类,近30年的创作里,可能仅有《有个女孩叫穗子》与《无出路咖啡馆》最贴近她的经历,前者有她的童年与少年印记,后者则展现了她刚到美国的处境,以及在关于她的人物报道中可见的,那段反复被渲染的跨国恋爱。

      最初她的小说题材来自经验。原本她打定主意要做一个舞蹈家:12岁以文艺兵入伍,对一个背负家庭出身的孩子,那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但20岁那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她报名上战场,当了随军记者。前线颠覆了她的全部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凝固着血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里,她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见过了无数的命运突转,这让她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向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她发现舞蹈不够表达那个新的自己。而后她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

      从1971年到1976年,文艺兵严歌苓每年进藏演出,20岁以前,她已完成了父亲、作家萧马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理想的培养作家的方式”。西藏使这个原本困在城市与军队的人际格局的女孩,感受了生命的的神秘与开阔,重新思考人及自然。乃至有读者将她与张爱玲对比时,她调侃张爱玲没有去过西藏。

      西藏同样是她初登文坛的灵感源泉,这名女作家在当时的创作中,就流露出明确的性别意识与政治隐喻。《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是一群戍边的年轻战士面对一个少女的复杂心理,《雌性的草地》则是一群留守草原的女子牧马班与一个男指导员的关系,而《天浴》里原本单纯的女知青为争取一个回城名额,不得不用自己的所有交换,从身体到生命。这些主题在30年后看来可能未必新鲜,但萧马认为,严歌苓能在其有限的西藏经历中,将资源不断反刍,并各有侧重地呈现,已经说明她具备“文学家的聪明”。

      到美国之后,严歌苓的题材转向了移民群体。在考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写作之前,严歌苓曾在前一年应美国新闻出版总署之邀,访问了一些艺术基金会,她当时的印象是:“美国的艺术家可以得到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可以通过天分和努力实现自己,并可以在一个讨论、学习的空间里,提升自己、使自己更加专业化。”

      现在她将这种想法称为幻梦。年轻的艺术家仍不得以侍应生、看护员的身份来挣自己的生活费,给台湾人看孩子被诸多挑剔时,她心想:“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小说也是很有名的呀?我还是我们大院第一个万元户呢!”

      更大的幻灭来自她与美国公务人员的恋爱。因为这个中国女人曾是个军官,严歌苓与劳伦斯的恋情被FBI高度重视,在繁重的读书与打工之间,严歌苓不得不每周抽出时间,接受FBI翻来覆去的询问。调查持续了4个月,并逐渐波及到她的房东、朋友等相识的人,直到劳伦斯知道严歌苓在测谎同意书上签了字,愤然辞职。他觉得她没有必要受这样的折辱。

      对于作家本人,这一事件让她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姿态产生幻灭,更明确了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身份:“主流人群大概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占80%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稳定,可被预见。”而她这样的外来者,既处于边缘位置,语言能力又不足以顺畅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

      蒋雯丽和孙淳主演的《幸福来敲门》,改编自《继母》。蒋雯丽和孙淳主演的《幸福来敲门》,改编自《继母》。

      在非洲,书写关于中国的故事

      2004年,劳伦斯被美国外交部召回,派驻非洲。美国离严歌苓的距离变得比中国更远——后者至少在她的发肤骨血里。

      反正都够不着,不如写更亲切的东西。至于题材,这个故事爱好者,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自觉积攒。而如今巨变中的中国,每一则新闻底下都可能还有一座冰山主体。《赴宴者》来自于陈冲建议她去看的《焦点访谈》的一个会虫故事,而《老师好美》则是姜文告知的2007年的贵阳某中师生三角恋杀人案。她还有一个在八一厂工作的叔叔,看到报纸上有意思的新闻就为她剪下来,于是每次回国,她都会背上几捆剪报资料,回非洲津津有味地读。

      听来的故事如果原状陈列,不过是报告文学,她所不屑为。她要在故事中寻找启发与共鸣。也因此,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经严歌苓手的漫长培育过程。为了了解《寄居者》里上世纪40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场景,她跑遍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连时人所用香水的牌子、裁缝店的构造、舞厅的情况这类细节都不放过。而写《金陵十三钗》时,她的材料准备使她觉得脑中有一张南京地图,“很清楚这个城市什么时候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教堂内外、屠杀前后,我脑子里全有画面,像一盘棋。”严歌苓说。

      除了案头工作,严歌苓更为人所知的,是她为这些听来的故事而作的实地调查。作家格非认为,在这个生活经验日渐趋同的社会里,严歌苓体验式的写作方式超前且值得学习。她为了《老师好美》跑过全国5所中学,有时候旁观,有时候跟学生一起听课;《妈阁是座城》的直接经济成本,则是四赴澳门赌场中哗哗流走的码洋;至于《第九个寡妇》,她数度下乡体验生活,在河南农村与老太太做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至于在将父亲萧马早年的剧本《铁梨花》改写小说时,严歌苓很技痒地用河南方言重写了一遍。

      很多故事她藏了20多年才动笔,不仅是她有耐心等它们发酵,也是早些时候,她并没有这么充足的经费支持必要的调查。为《小姨多鹤》她去了三趟日本,每趟都有收获,但成本难以估量,“有的时候写个故事赚来的钱可能有一半要花在做调查上面。”

      她首先回到多鹤原型的故乡,找到那些曾经到中国垦荒的日本人,那些曾经被中国家庭收养、保护的年轻女孩,现在已经耄耋之年,严歌苓请了两个翻译帮忙收集她们这些老人身上的故事,但她获得的多鹤仍然缺乏肉身。中途她查资料发现,有200个女孩死于冲绳之战,其中很多人是自杀,为了了解日本女孩的内心,她特地去了一趟冲绳,在纪念馆看着那些稚嫩的定格的容颜潸然泪下,她的多鹤从此具了形貌。但她仍没有满足,之后又去了一趟去过的乡村,在老人们的起居行止中,看到城市里看不到的日本人的仪态与精神。“我就觉得,好了,我找到这种感觉了。艺术创作不是依靠时间,或是你去采访多久,体验多久所能决定的,而是你有没有这样感性的认识,一刹那间,我获得了感觉,她活了。”

      刘烨和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改编自同名小说。刘烨和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改编自同名小说。

      三十年的每一天她都在书桌前工作6小时

      不管学术研讨会或新闻发布会,严歌苓总能收获一色赞美,比如美貌,比如天才,但问她什么是自己最在意的品质,她说:“聪明人使笨功夫。”

      从军之前她没那么多自觉。虽然出身艺术家庭,4岁识字,但小时候没有人看好严歌苓的作家才能:小姑娘能唱能跳是真的,让她笃笃定定坐下来写文章还有点难。

      12岁时为了让哥哥留在城市,她报考了部队文工团,成了一名文艺兵。虽然因为父亲被打倒,她的关系转入一直有困难。但之所以有现在这个严于律己的作家严歌苓,确实归因于当时军队的教养,如她身上很多的规矩方圆,都可以在那段军旅生涯找到印记,即便随意站着等人,她的站姿也是一丝不苟的笔直。

      在那段时间,她还接触到了一个人生榜样:拜伦。当时严歌苓在一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发霉的书籍,她将书绑在腿上,利用军裤的宽大掩护回了宿舍。为了掩人耳目,她还将书封撕掉,改头换面为毛选的皮套。这些书中有一本《拜伦传》。拜伦虽跛足,但以形貌昳丽、体型修长著称。他少年时曾是一个“胖瘸子”——这话还是他暗恋的女生说的——为此拜伦在他的短暂一生中,再也没有吃饱过,并且在燃脂运动及营养不良中,成功地使自己成了一个瘦子。

      严歌苓深为拜伦的意志所鼓舞。30年来这名作家坚持每天坐在书桌前工作6小时,自称内在的自律即源自于拜伦;但对当时的少女严歌苓来说,这本书还提供另一个意义:作为舞蹈演员,她并不是先天条件最出色的,但她可以成为最刻苦的那一个: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练功,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两腿撕成一条线,哪怕写信也保持这个姿势。在小说《灰舞鞋》中,成年的严歌苓描述了当时的自己:“看上去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

      但造化弄人的是,即便她那么努力想跳好舞,却没有一个角色会剩给她了。15岁时疯狂爱上一个长她7岁的排长,六个月里严歌苓给他写了160封情书,但即便双方并无逾矩之处,这种恋情在军队里仍属作风问题。男方交出了情书,换来的是严歌苓无尽地被谈话、写检讨,她所有的证词都不被相信。她看不到这件事情有解决的可能,那曾是她一辈子最想死的时候。

      她的祖父严恩春就是自杀的。严恩春是留美博士,曾翻译过哈代的《苔丝》,后回国任教,目睹国民党政府贪腐无能而痛苦。1937年日本侵略南京,他深感救国无路而自杀。严歌苓一直被描述成家里最像祖父的人:孤高、敏感、悟性高、读书用功,以及,都失眠。

      但祖父不具备她的童年经验:1969年萧马被清理出了阶级队伍,严歌苓成了文联大院里拖鞋大队的一员。这群反革命大文人的千金们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些生存诀窍:撒谎、说脏话、将家里还能卖的东西变卖、用最快的速度将可吃的东西送下肚,尽管她们争吵、内斗,然而挤挤挨挨地活了下来。

      所以严歌苓活了下来。没有角色可以演出,她也可以编舞,在可以离开的时候,她转去做记者、再顺势成了作家严歌苓。

      她与祖父或许禀赋气质相仿,但祖父心之所系为救国,而在她,则愿意成就自己。相比祖父她更具韧性,如在她的每个小说女主角身上体现的那样。她写过一篇散文,写自己初移民的那些日子,文章叫做《呆下来,活下去》,“这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生活”,她这么想过,且感激着。

      孙俪主演了电视剧《小姨多鹤》,讲述了日本女子竹内多鹤与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之间的故事。孙俪主演了电视剧《小姨多鹤》,讲述了日本女子竹内多鹤与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之间的故事。

      对话: 我以为张艺谋会把《归来》拍成重大作品

      腾讯娱乐:张导曾经说过,他要是晚找您三天,您就把《陆犯焉识》的改编给别人了,这是什么情况?

      严歌苓:其实挺逗的,不是他晚找我三天,他要晚找我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考虑了,因为两封信是同时到的,我接到这两封email的时候当时特别吃惊,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拍啊?

      腾讯娱乐:您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把它写成抗拍性的小说是吗?

      严歌苓:当时肯定不会这样想,但是我写完了以后就觉得,哈,这个你们没法拍的。当然他们能拍,我很高兴。不管怎么样,他对我的小说,对我的文学,特别是这一类的文学起到很大的推广作用。非常感谢张艺谋拍了这样一部很好的片子,所以我的小说绝对是有把很多观众变成我的读者的可能性的。

      腾讯娱乐:那张导的这个胜出,是他的信里有什么感动您的地方吗?或者您觉得您信任他吗?

      严歌苓:因为他还是做人比较厚道吧。从他出的价钱到什么,他都是跟我打交道的这么多的导演当中最优厚的。我前一部作品和他合作,后一部也有合作的可能。我觉得,跟一个导演建立这样较为长久的合作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腾讯娱乐:他会是合作里面优先级比较高的导演吗?这样的导演还有其他人吗?或者您判断这个导演是否可以合作,有没有一些什么标准?

      严歌苓:我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是要我们这个时代讲故事的人来讲,我是写了这个时代的故事,假如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感动,他的感动点会不会跟我比较靠近?所以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的阅历应该是最合适的,而且他也是拍这种史实性的作……因为当时他拿去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他只是攫取了后面的那一点,我以为他整个要拍出这个重大的作品。他在前面拍过很多,比如像《活着》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掌控得很好。

      腾讯娱乐:但是只拍了后面的部分,您会考虑这个小说再次的改编吗?

      严歌苓:其实不是由我考虑的。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我只是考虑写更好的小说出来,怎么去寻求突破。比如这个小说我也是很难在这么长的作品里,篇幅这么大的来写一个男性的角度,以他的主观心理世界为主线的作品,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下面一个作品,我希望还是要有突破和挑战的地方。我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儿了。我希望自己能把所有的潜能,在小说创作上的潜能体现出来,其他都不是我考虑的。

      腾讯娱乐:我还想问一下严老师,我记得当时周晓峰老师说您在《第九个寡妇》里面就比较看好巩俐的演出,但是后来巩俐演了一个跟王葡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冯婉喻,您原先看好她可以出演一个王葡萄,那现在您怎么看待她这样一个冯婉喻的演出,是不是有一种和您的判断不一致地方?

      严歌苓:我觉得巩俐一个是天才的演员,一个天才的演员可以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因为她通过她自身的塑造,能够创作出来一个她自己的王葡萄,或者是她自己的一个冯婉喻。她已经让观众甚至是原作者信服她了,这就是冯婉喻。实际上冯婉喻是那种江南的娟秀的比较单薄的女人,从形象上来说,巩俐和她的差距很远,是个北方的冯婉喻。但不管怎么样,她把冯婉喻这个年龄段演得我觉得是到极致了,我没话好讲,因为她创作的种种的角色,都演得非常好。我觉得她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演员。

      腾讯娱乐:您怎么看小宋佳这个演员呢?您之前关注过国内的年轻一代的演员吗?因为您说您的故事还希望年纪大一点的导演来呈现,那您对于这种稍微年轻一点的演员如何来体现您的人物,有什么想法吗?

      严歌苓:对国内的电视剧演员,应该说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小宋佳,恰恰是看过她演的《风车》、《悬崖》,和张嘉译他们一起演的,在国内能够把这种呼声传到国外去的,我们听到,我们觉得不看不行,非得看看。特别是我看了她演的《萧红》,我认为演得非常非常好,尽管我这个大概只看了三四集,还是都没讲最后剪出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她的表演是非常好的,我是完全放心的。

      腾讯娱乐:您有没有考虑过您自己要担任一部作品的全权负责的改编?就是有没有一部作品您不愿意把它交出去,或者您交出去了,您想要全权负责的?

      严歌苓:我没有这种野心,本来我的小说被拍成电影已经是我的一种意外的收获了,我觉得我已经很感激这些电影工作者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所以我的读者群在一年年地扩大。如果我的读者群扩大,他们终究会从小说中来理解我的创作,我觉得这对文学来说,对我的文学来说,是一种福音。其他的我不能考虑太多,在这方面,我也没有控制欲,没有霸气。

      腾讯娱乐:那《四十九日·祭》的这个合作有没有一些更打动您的地方,或者是您觉得能够胜出的地方?

      严歌苓:我觉得在我写《四十九日·祭》这个电视剧剧本的时候,我已经把整个南京大屠杀的所有的资料,我能够找到的,已经看得非常多了。这种丰富的资料研究为我写电视剧提供了一个更好、更高的基础。我在写的时候,就像有一盘棋一样的,很清楚这个城市当中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脑子里面有画面,写的时候,就觉得,只有这样写,不仅仅是写一个小教堂里的故事,你可以把教堂里、教堂外,和屠杀发生之前,和屠杀发生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我不想浪费一点一滴的我的那个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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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笔叶弥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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