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所见到的陈佩斯是个陌生人。

对陈佩斯的印象,或者说偏见,往往先来自他的小品。1984年,有一个陈小二在央视春晚吃了四大碗面条,用一只空碗一双长筷,从狼吞虎咽吃到难以下咽,然后被送往医院。

这个陈小二眼睛不大,眼珠子却滴溜溜转得飞快。他的脸皮厚,心思多,头发从稀少变成没有,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奸笑。但相比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朱时茂,我们更容易喜欢贼眉鼠眼小奸小坏的陈小二,他的算计失败令我们发笑,他的捉弄成功更令我们快乐,仿佛与我们身上那些不够高尚不够优秀的地方心照不宣地打过招呼成了朋友。这个陈小二上了11年春晚,我们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陈佩斯。

但记者见到的陈佩斯,只与印象中的陈佩斯共享同一个名字。他说话的声腔沉郁自信,完全不似小品中拿腔拿调的尖锐;遣词造句多用书面语,显示出良好的文学修养,远非表演中的白字连篇;甚至当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拖泥带水地散开扇形纹路,不再是记忆里那张皮肉紧实的脸。

当他开始谈论喜剧的时候,他谈论的是笑行为如何发生和人类如何诞生,如同一个一板一眼的教授介绍学科起源。每当我觉得他的宏篇大论告一段落想转换话题时,他又马上开启了下一段,如同从第一章翻到第二章。这个陈佩斯远远溢出采访提纲,系统浑成而宏大。

但观望全程的宣传却说,她觉得陈老师像个小孩子,遇到自己喜欢的话题就一直说一直说下去,才不管旁人反应,特别可爱。

排练厅的窗开得高,陈佩斯站起来的时候,飞进来的阳光像是突然撞在那颗标志性的光头上,余光晕染,边界模糊。这张令几代中国人都熟悉喜爱的脸,在那一瞬间,显得恍惚而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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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人物》陈佩斯:走到今天,是我不幸中的有幸 (摄像/阿洋 后期/王栋)

      《戏台》的后台

      五月中开始,周一到周六,下午一点半到七点,陈佩斯都在世纪剧院排练。他是话剧《戏台》的导演,同时还兼了戏班班主的角色。记者去看了三次彩排,他都是一样的打扮:灰长衫、练功裤、片儿鞋,执一柄折扇。

      去的三次里,排练厅的空调只在采访那天开过一次。这个六月北京不算高温,但空间毕竟封闭,表演又极耗体力,主演杨立新已经真真假假对着媒体控诉过这个抠门的班头领袖。而陈佩斯更接近于一个老派、节俭、养生而固执的家长,坚持出汗对身体有好处。宁可有时候脱了长衫,里头穿一件白T恤——更确切地说,老头衫——坐在台下摇扇子,仿佛一个寻常的纳凉老头。

      陈佩斯今年61岁了。相比标志性的光头,如今他花白的胡子更引人注目,2011年开始跟着他的喜剧班学员觉得,陈老师的胡子这几年愈发白了。

      早几年的报道就提到过,有一次演出后,陈佩斯晕倒送院,于是身边总备着生理盐水补充体力。腾讯的这次采访原定的日期本该更早一些,但他拍完海报,“有点累”,后延了几天。第二天本来应该再排一家媒体采访,但他要求宣传再推迟两天,“连着采访太累”。

      甚至连现在的角色、班主侯喜亭,他原本也不想演。侯喜亭身上有自幼坐科的功夫架势,又有当班主的洞明练达,举手投足、言语留白里都是戏,很能过瘾,但陈佩斯觉得“角色太重,没精力。”最后是原定的演员调整,他不得不顶上。

      要看过彩排,才知道陈佩斯为什么说没精力。排练中他不时打断表演,解释心理,还原情境,捋顺台词,偶尔还会亲自示范:“这句词还有另一个意思没演出来”,“这里太放了往回收一点”,甚至是“这句节奏没控制好,停顿长了”。

      戏园经理问得了巧便摆谱的大嗓儿:“给您来壶香片?”这一句话,陈佩斯抠了不下十遍:“香片是上等茶,这么问有对一个送包子的反讽。”

      但演员用力过猛,他又提醒:“你这声里有怨,不应该。从小做这行,戏园子里能做到经理的,什么没见过,什么不能忍。”

      反复几次,他也忍不住感慨:“也许80后90后也听不出来,但你还得演出来。”

      记者所见的第一个下午,他们用6个小时抠了4段戏,总长不会超过半小时。一位朋友看了彩排,回去感慨:“抠得这么细,跟陈老师演戏太累了。”

      虽然按照抠戏二人组另一位成员杨立新的说法,这戏如果就他跟陈佩斯俩人搭,不出半月就能排完了。

      有一幕是大帅来到戏班,旁若无人地哭着上场。给演员说戏时,杨立新将五次大哭逐一剥开,亲自示范了每一哭的心理、节奏和走位。陈佩斯一直本本分分跪在台上,但在“大帅”哭了好几遍后,他悠悠地讲了一个最高统帅的笑话,全场大笑。“所以,手握权力者就是这么无所顾忌。”他最后点了题,脸上有一点微微得意,又始终淡淡的笑。

      “陈老师不会轻易示范,他希望你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表演。只有当他跟你解释而你理解不了的时候,他可能示范一段。你就会发现看起来这么平淡的一段文本都可以有这么丰富的表达,同时又能特别符合这个人物的状态。”第一届喜剧培训班学员陈志对我说。

      一次场间休息,陈佩斯看起来有点累,坐在道具戏箱上。年轻演员体恤他,建议就这么演:按规矩戏箱不能随便坐,但班主可以。“但观众不知道啊,我又不能挂个牌:班主可以坐。”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采访结束在化妆间吃盒饭,陈佩斯两旁的位置都空着,仿佛是他的气场的具象化。一个演员告诉记者,有时中午在外面吃饭,陈老师也总是一个人走在前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我是躲的。”

      这个叫塔兔的演员原来是个夜店DJ。有一次录节目遇到陈佩斯,他说自己想演戏,陈佩斯真的给他打电话,请他来排话剧。来了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不会表演,第二年报了陈佩斯的喜剧表演班。排练的角色需要做蹲、起、看三个动作,陈佩斯让他练了两个小时,他觉得人生崩溃了。

      “这是你人生最失败的事情吗?”记者问。

      “不,这只是失败的开始。后来还有,接一个电话接了一个上午。”他说。从发现自己的不够时,他开始躲陈佩斯。找补自信的方法是上外面试戏,“好几个戏,都试成了”。试成就算,继续跟陈佩斯修行。

      《戏台》是陈佩斯和杨立新在舞台剧领域的首次搭档。《戏台》是陈佩斯和杨立新在舞台剧领域的首次搭档。

      这张不好看的脸

      在陈佩斯与朱时茂出现在春晚的第二个小品《拍电影》中,借导演身份说戏的机会,朱时茂描述过这张脸:“说句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点要注意啊,不要对着鼻子上。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

      这组搭档里,朱时茂“浓眉大眼”,可谓共和国审美的典型,初出道就能在谢晋电影里演男主角。而陈佩斯的长相,除了被朱时茂鉴定为“鼻子比较大”、“眼睛比较小”、“不好看”,也曾被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鉴定为“普通”:19岁的他报考这两个单位都被拒,因为这张脸在河北河南之类的地方,“一拉一大把”。

      考到第三家,陈佩斯终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不仅因为他的表演才华,或当时八一厂招生负责人是他父亲看着长大的“小田华”,更重要的也是他的脸:那时演员剧团需要一些出演反派的演员,陈佩斯那张“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的脸,适逢其会。

      这张脸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是在话剧《万水千山》。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随1975年邓小平复出而复排复演,连演三年,在当时极受关注,不仅邓小平曾亲自提出修改意见,总政也调集直属各演出单位的人员集中排练。

      但对于这张不属于主角的脸,所能得到的仍不过是一个跑场的匪兵。陈佩斯那时就会给自己加戏: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后来他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当时在总政话剧团、也参与了《万水千山》演出的编剧毓钺记得,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被陈佩斯演的活灵活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毓钺承认,陈佩斯的形象特点会限制他的演出:“比如司令员、政委,他肯定是演不了的。他走喜剧(路线),也是因为外形的原因。”

      这个方向也是他父亲所希望的。因为自己的经历,陈强一直不主张陈佩斯从事表演。在强调文艺教化功能的时代下,他们这张家传的脸,似乎只能出演反派,而这可能伴生无数风险。即便是众口皆碑的好人,但因为塑造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两大顶级反派黄世仁与南霸天,从反右到文革的各种政治运动,陈强都没有避过,理由是:“如果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你演的坏人怎么那么坏?!”

      只是因为在内蒙古兵团的4年里一直挨饿,1973年,陈佩斯向家里提出,希望藉由考文工团的机会返城。到这时,陈强终于开始为零基础的儿子辅导声台形表。

      “完全是生活所迫。”陈佩斯解释自己的入行原因。

      陈强给了儿子一个建议:搞喜剧。陈佩斯回忆父亲的理由是:“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或许对这张脸来说,喜剧将是比较安全的领域。至少,文革之后,陈强再也没有演过反派。

      提起陈佩斯,人们总会想起他那锃亮的光头以及滑稽幽默的表情。提起陈佩斯,人们总会想起他那锃亮的光头以及滑稽幽默的表情。

      喜剧的艰辛之道

      所有与自己的喜剧实践相关者,陈佩斯都名之为“大道”:大道文化公司、大道喜剧院,乃至大道喜剧表演培训中心。“我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他解释。

      在他最初开始喜剧表演的时候,“让人自由地笑”还是一个需要遮遮掩掩的主题。1979年,陈氏父子主演的《瞧这一家子》被称为文革后第一部喜剧电影,但事实上,更接近一部轻喜剧:“笑”是“教”的手段,影片的重点,或者说合法性,还在于寓教于乐的教育意义。陈强扮演顽固保守的老胡,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积极探索技术革新,甚至学起了外语;一张口便白字连篇的“嘉奇”陈佩斯因女友的正面感召开始发奋学习,“把四人帮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乃至刘晓庆扮演的“后进青年”张岚,对男友的交往要求也从物质大件、四季衣裳,变成了共同学习进步。

      陈佩斯回忆,当时陈强是北影厂的党委成员,“有一定的小权力,力主做喜剧,抓了《瞧这一家子》的剧本。”影片用“新环境下人人争取进步”的故事,曲折地表达了“新环境下人人有笑的自由”的诉求。开头老胡家拍全家福,摄影师马季连怎么笑都替他们设计好了,老胡脸一绷:“不笑了,就这模样。”但到了结尾,家里人人长进,拍照的人又多了女婿与儿媳,不需马季演示,老胡自己就笑开了。

      但与那一时期许许多多的改革一样,人们可以拥有的笑的边界也在各种你进我退的试探中,时而打开时而收缩。哪怕《瞧这一家子》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5年后,《吃面条》也差点没法表演。这个小品节选自陈佩斯与朱时茂走穴时的“演员艺考”小品,1983年这两名八一厂的青年演员曾因此轰动哈尔滨,春晚导演黄一鹤由此慕名邀请。但过审时,这个虽然能使看过的人都笑趴下、但全无教育意义的节目令审片领导犯了难:我们的观众是否可以只为笑而笑?

      陈佩斯说,当天《新闻联播》都已经播了,黄一鹤急急忙忙把他们叫到工作间外头,“堆着各种资料、磁带,一个特别窄的过道里头”。

      他转述黄一鹤的话:“没有领导点头,但也没有领导摇头,因此现在我决定你们俩上。但是你们俩上来,一个字都不能错。说错了字,那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要出了事,你们可就害了老哥我了。你们说错了,你们担着;没有错,我担着。”

      “那一瞬间我挺感动的。”陈佩斯说,“那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底,我们知道这么个节目是谁看了谁乐的,但它能不能出现?它出现了以后有什么影响?万一是不好的影响呢?社会是很复杂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可能也会有少部分人不喜欢,但就是那部分人有力量,有话语权,好东西也变成不好了,在七八十年代有很多这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黄一鹤先生拍胸脯担了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悲壮。”

      1984年起,小品从过去艺考的面试内容变成了独立的表演形式,并在春晚节目中固定下来。但1987年,陈佩斯的小品第一次缺席春晚。在这一年他收到许多非议,如风云变幻的大环境在这个小人物身上的折射:这是中国电影开始转型的一年,市场的重要性被强调,娱乐片被正名并大量出现;同时也是中央下发通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年,“突出主旋律”的口号首次在电影界提出。

      体现在陈佩斯身上,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他主演的《少爷的磨难》:这部喜剧片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全国共卖出1000多个拷贝——1988年的《红高粱》卖出206个;但在舆论界,连总导演吴贻弓也难逃“堕落”的批评,而陈佩斯的演出则被认为“装出来的,纯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他在片中男扮女装及赤身裸体的桥段,确实吸引了最多的笑声。

      所以当导演谢洪邀请他出演《京都球侠》时,陈佩斯开始是拒绝的:“实在演累了。”按照谢洪的构想,这又是一部“把历史剧、喜剧、闹剧、功夫、戏曲、杂耍融合一起做大杂烩”、“让大家彻底痛快地大笑一场”的影片,很容易又遭到《少爷的磨难》式的批评。

      被说服的原因,一是“观众需要看”。二是“保证你演的‘赵狐狸’能拿奖。”

      1988年,陈佩斯果因赵狐狸一角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陈强得票第一,应获最佳男演员奖,但因其出演反面人物,故临时加设“最佳男配角”的奖项安置。26年后,在这个演艺家族里,父亲以“反派”达到的表演成就,儿子终以喜剧达成。

      陈佩斯在电影《少爷的磨难》中的表演被批“太低俗”。陈佩斯在电影《少爷的磨难》中的表演被批“太低俗”。

      与春晚漫长的拉锯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佩斯的时间分为上半年与下半年:上半年做电影,下半年排小品。中间如果有空下来的时间,他飞来飞去跑穴,以贴补拍电影的欠账。

      1990年代后期他告别了这种生活,套句时髦的话,大约是为人生做减法。1998年他和朱时茂留下《王爷与邮差》,从此告别春晚。而在几个月前,大道影业公司制作了最后一部电影《好汉三条半》,就此封箱。

      除了1999年跟央视为侵权光碟打官司,那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在各种“纪实文学”的口口相传中,出现了一个宁折不弯,被央视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乃至付不出孩子的学费,只能去延庆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的陈佩斯。

      “你帮我解释一下。”陈佩斯说,“北京长不了石榴,气候不行,冷。那时候我在广播艺术团有工资,还能跑穴,能挣钱。我在山上是为了在山林的环境里使自己安定下来。网上(那些说法)那是展开了自己的想象空间。”

      一切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在腾挪得开的范围内,他按自己的准则行事,与世无争与人无尤;但一旦潜规则有变成明标准的倾向时,他立即洁癖似的退出这个领域,哪怕有些是他自己过于敏感自尊。

      如1986年,他从八一厂转业,“名满天下,身无片瓦”。记者在“公务员是个好饭碗”的时代里成长,于是问他,当时的小品声名不足以令他留在八一厂吗?他认真解释:“军队的工作目的和我不一样,军队的要求和我的作品可能会有相悖的东西,虽然还没有产生矛盾,但我觉得还是在矛盾之前离开对大家都好。”

      顺着聊下去,他又多说了几句:“马上要定衔了,我怕授衔之后就不好走了。八一厂没有喜剧,而我选择了这条喜剧的路,就不能占人家的名额。”

      1973年陈强为了儿子能进八一厂,还没平反的他偷偷去找田华,托了生平第一次关系。10多年后陈佩斯准备离开,陈强没说什么,“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比较宽,不是什么都管。”倒是当年力荐他的田华来劝了好几次,被顽石似的他几次气哭。又找陈佩斯的太太王燕玲做工作,俩人一起哭,也没有哭动陈佩斯。

      那些艰难的处境几乎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因为状告央视侵权出版小品光盘,外界风传陈佩斯和朱时茂被央视封杀多年,但按陈佩斯的说法, 2004年春晚节目组邀请过他们,陈佩斯直接以没有时间拒绝了。“很多年都不想去,但是真是被观众‘绑架’,也是被人情‘绑架’,一次一次很勉强地去。所以一离开就没想再回去。”

      事实上,《吃面条》还被领导拿捏,没给出个意见时,陈佩斯就打算走,“太受罪了,我有点烦了。”这对搭档之所以能上场,用陈佩斯的说法,要多亏“朱时茂脸皮厚”:“过了几天老茂儿来找我,说导演要我们回去。”一回去他就知道,压根没有导演的事,朱时茂自己想上节目:没有饭票,朱时茂腆着脸去制片部门要;没有房间,朱时茂看哪个屋空了就拉他进去排练讨论;乃至演出当晚统一发车去台里,都没有他们的位置,最后朱时茂拽着他随便上了辆车。“老茂儿脸皮特别厚,”陈佩斯又强调一遍,“我和他不一样,我脸皮薄。”

      那十多年和春晚的合作并不愉快,十五分钟的节目背后是演员半年的焦虑:创作、打磨、送审、修改,还有各种原因不明的突发性撤节目。另一方面,对这两名电影出身的演员来说,小品毕竟是小技。陈佩斯热衷探索舞台形式的突破,他多次提出根据不同小品内容,运用视频手段等试验,无一被春晚采纳——2008年他在北京卫视春晚小品《陈小二乘以二》中得偿所愿,但平心而论,效果并不出彩。

      1998年他和朱时茂的最后一个春晚小品《王爷与邮差》,工作人员把麦克风随便挂在戏服外,朱时茂刚上场麦就掉了,邮差不得不趋近王爷好让他蹭麦说话,而到最后陈佩斯一圈一圈跑起来时,朱时茂几乎是直着嗓子把台词喊出来的。而原来准备的声效光碟,现场压根没给他们放。下台之后,陈佩斯哭了。

      甚至央视的侵权,也不仅是1999年那一次。1994年,央视独资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了朱时茂、陈佩斯小品专辑的录像带。两人当时也打算起诉,央视找人出面说情、道歉,最后两人撤诉。只是换了领导之后,曾经的承诺就一笔勾销,改成光碟又出了。陈佩斯这次决定不让了,“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的说法,他们依据规矩——他们的规矩,我们依据法律,所以觉得还是用法律来决定吧,看你们的规矩对,还是全社会、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对。”

      2001年底,陈、朱胜诉。“我们不是什么斗士,千万别有这么高的说法。我们只是对错误的事情说个‘不’字,对自己被侵权表示愤慨和不允许,仅此而已。”陈佩斯解释。

      他们的处理其实比大众的想象更有弹性。朱时茂曾回忆,官司结束后,两人与央视领导吃了个饭,双方表示就此翻篇,春晚又开始问他们要节目。2002年2月7日,二人还参加了春晚彩排,表演了小品《江湖医生》,但这个节目没有出现在最终节目单中。“离春晚还有3天,剧组打电话来问我们能不能换个节目。我们想三天换肯定来不及了,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朱时茂当时回忆。

      就当时的媒体报道,原因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在了解到小品内容后,给央视发去传真,认为小品有辱兽医,“将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但该小品编剧王宝社曾透露,内容跟兽医无关,只有一句“看牲口”的包袱,拿掉亦无伤大雅。“节目最后为什么没上春晚剧组没有说清,陈佩斯和朱时茂为此都很伤心。”王宝社曾对媒体说。

      陈佩斯说,他决定到此为止。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春晚上表演小品《吃面条》一炮走红。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春晚上表演小品《吃面条》一炮走红。

      离开电影之路

      离开电影是个同样漫长而悲伤的故事。陈强为儿子铺垫的喜剧之路其实通往电影,《瞧这一家子》里手把手教陈佩斯演戏,而后开发的“二子系列”亦甘以一身老戏骨为陪衬。事实上,陈强的目标本是将“二子系列”做成中国的《寅次郎的故事》。这部喜剧系列电影长达48集,是日本最重要的贺岁片,从1960年代拍到了1990年代,主演渥美清也由籍籍无名,到获得东方卓别林之誉。

      但国情不同。当陈氏父子开始这个想法时,中国电影仍是计划经济体制: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由国家批准,然后组织职工——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影片完成后接受电影局审查,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向全国发行放映。

      陈氏父子的尝试不仅大胆超前、反客为主,并且他们所要尝试的“娱乐片”,在当时地位远低于“艺术片”——甚至“娱乐片”这个概念,都要直到1986年底才正式被提出。陈佩斯曾特地坐火车带着剧本到西影厂求一个拍摄的“名分”,因支持艺术片而一直为第五代导演感念的厂长吴天明甚至都没出来见他,一个副厂长看了剧本,回绝了他:“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第一部《父与子》他们自己做完剧本、拉来投资、开拍过半,电影局要求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看在陈强是个老同志份上最后不作追究。但发行仍是问题,老同志跑去电影局拍了桌子,电影局才出面,让中影公司收购了这没娘的孩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陈佩斯回忆。

      目前的“二子系列”有五部,但事实上,还有一个二子的“兄弟”《嘿哥们儿》。它基于二子第二部的剧本,编剧带着本子找到长影,长影愿意拍,但大刀阔斧地改了主题:“不能以喜剧人物为主角,必须是正面人物,高大全形象,一下就改成政宣剧了。我们是为我们父子写的剧本,到影片开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但在影片中能看到许多和我们父子相似的喜剧风格,其中也有个类似‘二子’的人物。”陈佩斯曾回忆。

      对体制的压力,陈佩斯的处理方式直截了当,如他所扮演的二子:国营厂不给干的,那就由个体户来解决。1991年,他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影视有限公司”,因为当时民营企业尚不能涉足电影、文化产业,只有在海南能够注册,两年之后,他在天津开发区注册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天津市不能注册,只能在天津开发区。”他解释。直到最近,他才在北京注册成了公司,但不能用“影业”二字,最后以“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替代。

      “二十多年了,才开这么点禁忌。你想想,我们改革开放的道路要多漫长。”陈佩斯说。

      公司成立后投拍的第一部电影是《爷俩开歌厅》,二子从深圳淘金回北京开歌厅,仿佛印证了陈佩斯从海南创业回北京拍电影。当时体制渐松,陈佩斯向辽宁电影制片厂买拍摄指标,请长影厂摄制组,无他,因为便宜。“我们不过账,不经手财务。我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绝对不会想承包一个剧组,然后我在里面点黑钱,他也不会和投资方说用100万,结果花50万,他不愿意担这种恶名。我们也尽量把剧组中人员的待遇做得好一点,做到投资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比较多。”陈佩斯曾对媒体说。

      《爷俩开歌厅》是二子系列的最后一部,陈强因身体原因,之后不再担任主演。而后的几年里,制片人陈佩斯经历了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从拷贝统购统销,到各省分账,再到分票房。令陈佩斯骄傲的是,不管什么形式,他的影片都没有亏损:1991年《爷俩开歌厅》参加第一届长春电影节和全国电影交易会,虽与《新龙门客栈》狭路相逢,但卖出拷贝数仍在全国第三;到1993年《编外丈夫》开始各省分账,他调侃“一个爷爷变成30个爷爷”,但拷贝数还是排在前五;第一部分票房的影片是1995年的《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据陈佩斯计算,票房达到1300万。

      但他没有拿到这个数字。“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甚至到了报小头瞒大头的地步,我们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有的地方演7场却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但上报他们却只报40%上座率,非常混乱。”陈佩斯曾回忆。

      而大道公司所付出的努力,是在电影工业尚未成型的环境下,调查全国发行情况,开市场策划会,做全套宣传策划案、观众调查问卷。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陈佩斯已经印上“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口号。

      三年后,“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与陈佩斯的《好汉三条半》同时上映。陈佩斯回忆,当时《好汉三条半》的票房每日在20万元左右,但5天之后,影片被全线撤出,只能在郊区院线看到,“而《甲方乙方》却能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因为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

      由此,他不再投身电影制作。

      1979年,陈强、陈佩斯父子联袂主演《瞧这一家子》,之后开创了著名的“二子”系列电影。1979年,陈强、陈佩斯父子联袂主演《瞧这一家子》,之后开创了著名的“二子”系列电影。

      一个喜剧人的怅恨

      编剧史航第一次上大道公司,见到会客厅里挂着陈佩斯的书法,字形莫辨。他隐约识出几个,前后一勾连,猜出是郑板桥的《沁园春·恨》。他跟陈佩斯说,我明白了。陈佩斯奇道,你能认出来?“我说,太好认了。因为我中学背过,就装做在念的样子背了一遍。”史航回忆说,“陈佩斯特别惊喜。”

      词里有一个失志、佯狂但不得解脱的文人,到最后丘壑难平,难免问天:“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很难测量一个喜剧人心里的怅恨有多深。至少在1986年,陈佩斯已经怀疑喜剧的本质。《少爷的磨难》有一段在河南农村拍摄:少爷路遇打劫,浑身上下被扒光,看到保镖的汽车驶过,一路狂追。秋天成熟的蒺藜落在土路上浑然一体,光着脚丫奔跑的陈佩斯疼的龇牙咧嘴,导演一喊停,赶紧吧唧摔在地上——一步也不想跑了。

      当时陈佩斯已经上过三回春晚,十里八乡的农民听说陈佩斯来了,看庙会一般,赶着牲口坐着驴车前来围观。不明所以,看他龇牙咧嘴高兴,摔倒在地高兴,对着脚丫拔蒺藜一股血滋出来更高兴了:“你城里人也有今天啊!”

      “这对我是一次打击。我当时就不接受:喜剧怎么能这么残酷、这么残忍?我痛苦了很久,那几年强撑着演戏,但心里的坎就是过不去。”陈佩斯回忆。

      借用再多自己的符号,他所扮演的小人物也不是他。陈佩斯的人生最接近底层的时候是在内蒙古兵团,却也想了办法,没过多久就回京了——而多数知青还需要等回城政策、等恢复高考,乃至就地扎根。人生中各种自寻难路,所恃当然是心中律令,但深究起来,最核心的一点,或许还是他之所以为他的骄傲。

      蛰居的那几年,他读很多书,想明白很多事,把心中原本许多彼此对立、相互拉扯的关系理顺。比如要做喜剧人,首先就需要放下自己:“喜剧是用自己的低姿态赢得别人的优越感,用自我折磨赢得他人的笑。”

      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再那么非此即彼:“如果你对人类的想象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好,当然会失望。但你如果把人类想的普通一点,他们身上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是由很多方方面面组成,你就没什么好失望的了。而喜剧,就是让人把一些不痛快的部分,有益无害地在笑声中宣泄一下。”

      甚至,原本他想要登台便无法绕过的体制,他也找出了突围方法。2001年,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相对依靠大众媒介传播,这种古老的演出方式有点类似于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我们所做的比撂地略高一点,因为有场地,但原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有服务大众的心,与观众面对面,一场一场地演出,一分一分地挣钱。”

      在编剧史航看来,陈佩斯是建立中国话剧市场,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苦劳最大的一个人。说到这个,陈佩斯嘿嘿一乐:“史航后来也做话剧,等他开始做了,才知道里头多不容易。”

      2001年,陈佩斯带着喜剧《托儿》行走全国。那是中国话剧的低谷期,体制转型,人才断档,话剧演员纷纷在外演出电视剧。剧院往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制,外表恢弘,但进门之后,剧组往往需要从厕所开始打扫:“省一级的话剧院,建得跟人民大会堂一样,但一进后台一股尿骚味:厕所的水阀已经锈住了,不知多少年没有打开过,一点一点给它弄开。先打扫厕所,再打扫舞台。然后才能演出。”陈佩斯说。

      更困难的是市场。“买票看戏这个事从一解放就没有了。当一个社会吃惯供给制的时候,你突然提出‘买’的概念,双方都被难到了。”

      那时候连陈佩斯都不会为自己定价,每场演出,他定出一个能够保本略有盈余的数字。在“陈佩斯”的名头下,这个价格对地方的演出商相当具有吸引力——毕竟在此前,他走穴演一场20分钟的小品也能进账十万八万,而一场话剧的时间是两个小时。并且,这位大明星也前所未有地配合宣传:每到一地,都上电台直播,告诉大家他马上要在当地表演话剧。

      然而观众还是奔着小品来:“哎呀这个好,这么大个的小品,真好看!”陈佩斯模拟观众,这是他采访里为数不多用了他小品式声腔的时候。“文化的断脉多可怕,中国原本是个戏剧大国,但停了十几年,他们突然连戏剧的概念都没有了。这是特别悲哀的事情。”他恢复了自己的声音。

      史航非常庆幸那几年是陈佩斯在做这些基础性工作,他曾对媒体表示:“试想,如果观众最先接受到的是哑剧,就可能毁掉一个城市的话剧氛围。”在陈佩斯的名气和喜剧的吸引力之下,《托儿》在第一轮演出33场后,收回投资,在大道公司官网上,显示该剧在全国巡演中“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票房神话”。至今大道公司先后出品了6部舞台喜剧和1部音乐剧,累计巡演超过500场次,吸引了70万观众进入剧场。“做的时候挺苦,但是事后觉得,也算是为社会做了点有意义的事。”陈佩斯说。

      代价是我们见到的陈佩斯越发消瘦,容易忘词,这几年他在各卫视春晚不时还和朱时茂合作小品,他通常剃了胡子,但反应与台词显然不如当年。采访中他说自己并不是那种强健的体质,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身体不好、精力不够。

      饶是如此,他还像一个劳模一样,出现在话剧舞台。朱时茂曾参与《托儿》第一轮演出,之后就退出了:一个电视剧一晚上有几亿观众,何苦每天让自己在台上东奔西跑,费力劳心。毓钺说他看陈佩斯一场戏下来,“人跟水耗子似的,受这罪干嘛啊!”

      “你去搭一个剧组,30集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你自己再租个大房车,弄俩助理,小火锅一点,慢悠悠吃上。佩斯这样的腕儿到哪还能让他吃这样的苦啊!但他不干。”毓钺说。

      让他坚持到这程度的,不仅是人人都以为的“对喜剧的爱”,还有他的意难平。他再次说起《沁园春·恨》,“人都会对逆境有恨。但我们之间的不同是,郑板桥的恨通往他的‘难得糊涂’,而我变成动力,逆水行舟,走到今天,这是我不幸中的有幸。”

      今年,陈佩斯带着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回归荧屏,取得了不错的收视。今年,陈佩斯带着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回归荧屏,取得了不错的收视。

      开门十步是红尘

      1995年,陈佩斯承包了延庆的一座山——后来被叙述成他自谋出路种树栽果的那座山,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个院子。转业时他没有房子,与父母同住,便去农村买了个房。“我会盖房,”陈佩斯说,“齐不齐,一把泥。”这是他在兵团的收获之一。

      农民帮他一起盖房子,“旧房子一拆,大石块儿一冲一洗,拿水泥沙子一垒,起来了。”

      “农民认出您了吗?”

      “我们在那已经生活一段时间了,村里人早就认识了。”他回答,不卑不亢。

      在今天似乎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明星,不是真人秀而是生活在农村。但陈佩斯说,他第一次去看房子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农村的质朴,“一个小院子,院门锁着,但钥匙挂在上面:家里没人,但你要有事就自己开门进去。家家是这样子。你说那个社会有多安宁,多惬意,特别让人感动。”

      那是他在红尘之外的领地。每次需要创作或思考的时候,他就去那里闭关;2002年节目临时被拿下春晚,他也跑去了那里。乃至编剧跟他提出一个想法,他的反应是:“你去我山里的家住一段,马上给我写出来。”

      史航说,陈佩斯 “开门十步是红尘”,对世俗世界保持着可以观察、可以融入,但并没有太投入的距离。进退之间,全系一心。

      曾经他也是个潮人。80年代的老照片里他还不是光头,衬衫解两个扣束在牛仔裤里,当时顶时髦的打扮。小品《胡椒面》里,硬能把一件老棉袄穿成走秀款。可以进入中国cult片榜的短片《96摇滚指南》里,他给自己弄了个彩虹色莫西干头造型。

      但年纪越大,他越退回到一个长衫布鞋的旧时中国。有次他和朱时茂上节目,朱时茂讲起他的抠门段子滔滔不绝。陈佩斯讷讷地听着,仿佛武功被废,浑不见小品里的急智灵巧,直到朱时茂说起陈佩斯每逢买单必弯腰系鞋带,他才恢复了一种我们熟悉的得意神情:“你又编!我哪有穿过系鞋带的鞋!”

      那天朱时茂送了一套高尔夫装备给他,叮嘱他锻炼身体。在生活里,朱时茂不像他小品中的高大全到不近人情,他喜欢打高尔夫,热情豪爽,朋友众多。陈强生病住院时他去探望忘带礼物,直接拿车里备着的一万块应急钱给了老爷子。对于把陈佩斯拉回红尘,他也尽了一个朋友的努力。为了让陈佩斯记住锻炼身体的承诺,他在台上干了一杯红酒,“让你印象深刻。”

      或许古人离现在的他更近。他在山里的家中有一块青石板,刻着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除了郑板桥,苏东坡也被他引为至交。“困境带给他的并不是灾难,而是自信与豁达。在那看这首词的时候,我觉得尽管我们相隔一千多年,但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他理解我,我理解他。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戏台》剧组的午饭是外卖的炒饭,一人一盒。陈佩斯吃饭很快,但仔细,或者说,吃得很准确,完全不是小品中的呼哧相。中途有人递辣椒酱给他,他没要,排练需要保护嗓子。他把盖子盖回盒上,把饭盒轻放进垃圾桶,漱了漱口,带着茶杯回去了排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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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笔叶弥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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