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曾有过一句特别火的台词:“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很少有人知道,事实上“黎叔”在原本的剧本上是“彪叔”,冯小刚导演在片场临时改了过来,因为在《天下无贼》的剧组中,确实有一位生气了后果很严重的“黎叔”,他就是张黎——当年是《天下无贼》的摄影,如今则是正在腾讯视频和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少帅》的导演。

“黎叔”是圈中晚辈甚至平辈对张黎的尊称。创作了《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少帅》等剧的他,是电视剧界为数不多专注于历史剧的导演,《走向共和》在豆瓣得分9.6,在国剧界是绝对的标杆。喜欢他这口儿的观众,把张黎的剧当作严肃艺术、国产剧中的奢侈品,连《琅琊榜》导演孔笙,也把张黎视作最欣赏的同行。

2016年是张黎从业的第30个年头。他就读的北京电影学院78届人才辈出,张黎与摄影系的张艺谋、顾长卫同班,与导演系的陈凯歌、田壮壮同级,但与他们的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张黎用这30年的前半部分,成为了国内最顶尖的电影摄影师,2001年才开始拿起导筒做起了电视剧导演,而处女作《走向共和》就凭借他对历史另辟蹊径的解读,将其电视剧生涯推向巅峰。但和多数大牌摄影转型成功便告别老本行不同,这之后,张黎仍频频披挂上阵,做回电影摄影。在大牌摄影和导演、电影和电视剧之间,张黎自如切换,他没把电视剧不当艺术,也没把电影当作终极情怀,这是属于张黎的另类生存法则。

而在电视行业资本化的如今,张黎仍坚持做一个只拿片酬的导演,他没有注册公司当老板,也从不参与资本运作,他热衷于坐在摄影机或监视器后面,一心一意地做一个用影像解读历史的作者,就像采访中他坐在记者面前,把提纲打印出来,听提问时认真看着纸上的问题,不失个性,却又十分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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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张黎独家专访

      导演是雄性的,要传播自己

      葛优与张黎在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发布会上葛优与张黎在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发布会上

      这个时代流行两种英雄,如张艺谋式的草根逆袭,或姜文、王朔式的大院特权传承,前者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后者则充斥着浪漫主义激情,都是经典的人生书写方式。

      张黎出身精英文化阶层,却生长在把文化人当作臭老九的年代,恢复高考后,如果不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通知单,张黎也许会选择就读另外一个发来录取通知的华中工学院,像他父亲一样做个工学教师。

      但如今他已经可以用笃定的语气,对于记者“记得你曾说过要做全天下最牛逼的摄影”的话,毫不客气地回答:“不是要做,已经是了。”

      1982年北电毕业,张黎和部分同学被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怀揣着拍片梦的他们只能当助理打杂。眼看梦想渺茫,张黎参与了集体罢工,在导演吴子牛的带领下天天去厂领导办公室蹲点,恳求拍片的机会。

      厂领导破例同意他们成立了“青年摄制组”,当时潇湘电影制片厂一年仅有四部电影的拍摄名额,但儿童片不占份额,于是,摄制组共同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儿童电影《候补队员》诞生。第二年,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和另外两个国际奖,张黎至今记得,拿到金鸡奖杯的那天晚上,没等到颁奖典礼结束,他们就在导演吴子牛的带领下冲到举办地济南的大街上,狂奔、大叫、游荡,“警察就在后面追我们,看我们一群小屁孩手里拿着金鸡奖杯,还以为我们是小偷。”

      1984年的《喋血黑谷》是“青年摄制组”的第二部作品,以49万7千的成本为潇湘电影制片厂带来了170多万的纯利润。作为摄影的张黎在这部作品中获得了又一次成长,电影杀青后,摄像机里还剩下了不到40尺胶片,进口胶片十分贵重,本来应该由剧组回收,但张黎拒绝了,回程的车上,他让助理抱着机器待命,总觉得还应该再拍些什么,果不其然,路上真就拍了一个镜头,成了《喋血黑谷》片头的空镜。

      在这之后,张黎相继为叶大鹰、冯小刚、吴宇森等导演担任摄影指导,成为业内最著名的摄影师。“冯小刚御用摄影”的名头一直跟了他近十年,即便在成为业界大导之后,他仍帮冯小刚拍了《天下无贼》、《夜宴》,“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正是冯小刚因张黎对业务的较真,常在片场对工作人员发脾气,而临时起意的修改。

      “做一个导演是要传播自己的,尤其男导演、雄性导演,雄性动物是以传播自我基因为第一生命要义,雌性动物是以选择最优秀基因作为第一生命要义。”张黎用这一雄一雌表述导演与摄影师之间微妙的关系,以摄影的身份工作时,张黎认为摄影最重要的工作是给导演提出意见,“一百个意见被拒绝后,再提第一百零一个。”但最终的意见依然是导演来定,毕竟导演是决策者,对最终呈现负责。但决定暂停摄影生涯,并非对话语权的需要,张黎说:“如果我遇到了好的,认为能伺候的导演,认为一个好的影像叙事有空间的题材,我还是愿意做回摄影,摄影是做不够的,没有做够的时候。”

      拍历史一定要有可靠的历史观

      《走向共和》为张黎赢得了赞誉,同时也因“美化”慈禧等“反面人物”遭到谴责《走向共和》为张黎赢得了赞誉,同时也因“美化”慈禧等“反面人物”遭到谴责

      拍摄电视剧《少帅》是张黎的一次冒险,如何解读张学良这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争议更大的父亲不是件容易的事,张黎曾在多个场合解释说,自己拍的是“一个另类生命成长史”。

      如何表现张作霖和张学良,是《少帅》历史观能否立得住的关键。张黎认为,历史人物都存在两种表述,一种源自正史,一种来自民间,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对于张作霖,历史的定位是一地军阀,对个人利益看得比天大,共和对他有利,他就支持共和,内战对他有利,他便不顾国力损耗地拼杀,但在民族大义上,张黎认为他的大方向没跑偏。

      张黎着重体现了一个江湖草莽式的张作霖,作为军阀的他不会少了对民脂民膏的搜刮,也遵从着当面一套背地一刀的生存法则。剧中这样体现江湖,张作霖与诸位把兄弟围坐,大家追溯着微时从事的不入流职业,谈笑调侃中,润物无声地进行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对于有了反心的老四,张作霖表面风平浪静地让张学良送去羊腿,但背后已悄悄布下了讨伐大局。

      杀害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是张作霖抹不掉的“污点”。但对李大钊之死,《少帅》仅以张学良对父亲的谴责一笔带过。对于张学良最具争议的不抵抗政策,张黎则认为张学良做出这个抉择的原因是“当时国力太弱”,据《张学良口述历史》和《张学良年谱》记录,九一八之后辽宁、吉林失陷,张学良改组了锦县、通化、宾县、依兰、龙江、黑河等地的抗日政权,与日军和汉奸傀儡政权对峙1年零47天。1931年到1933年,张学良领导东北军进行了12次重要战役,并不像大众所想的毫无作为。但回到剧中,张黎没有立场分明地甄别角色的历史观,而是完全站在每个角色的立场,把评判交给观众。

      这与早期的张黎大相径庭。被部分剧迷奉为经典的《大明王朝1566》,也遭到另一部分观众的否定,因为“与史实出入极大”,内阁的构成、司礼监的构成、人物的容貌性格,甚至全剧主线的“改稻为桑”都是虚构的。《走向共和》在央视和海外播出后引起巨大轰动,张黎获得赞誉的同时,也招致“美化反面人物”和“丑化国父”的严厉苛责。如今回忆起来,张黎只解释说:“如果还有人愿意投资,我还想再拍一遍,我想再收敛一点,别把它拍得那么张牙舞爪,有些观点的替代和颠覆其实不用那么犀利。”

      直到现在,张黎依然认为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在影视作品中存在的,“历史有笔记下来的、有口述的、有影像的,但是每个记述历史、回述历史的人,都是独立的人,有其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加入他的历史观,对历史事件的理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这都让历史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这话放在现在,容易被解读为拍摄历史剧时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张黎坚信,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观之上,而不能为了迎合观众,亦或审查。

      不愿意多拍摄抗战题材

      张黎认为观众仅关注剧中的人物和这段历史,不是他拍摄《少帅》的初衷张黎认为观众仅关注剧中的人物和这段历史,不是他拍摄《少帅》的初衷

      张黎对于历史题材的偏爱源自父亲,身为大学老师的父亲教授桥梁结构力学,退休后想重读中国通史,他用了两年时间研读,期间不断与张黎电话沟通进展,全部读完之后,又立即开始读第二遍,但读到一半时,人去了。

      张黎感慨:“中国历史,尤其对男性来说,是有瘾的。”即便不热衷读史,每个人骨子里也会萦绕类似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张黎觉得,这其实就是与生命有关,与遗传、与基因有关,这就是文明,是你想或不想,都必须关注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张黎在拍摄《少帅》时不仅将目光着眼于《张学良自述》中所说的:“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而是对张学良此前成长的过程同样关注。

      姐姐首芳大婚的前夜,16岁的张学良也在表嫂那里获得了性的初体验,次日参加婚礼的路上,张学良遇到了宗社党对张作霖的暗杀,没能见到父亲的张学良匆匆赶回家时,却发现躲过一劫的张作霖正气定神闲地牵着姐姐出场,张学良松了一口气,眼神里也头一次流露出对父亲的在意和钦佩,“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的父子”首次完成了精神上的和解。

      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大获全胜,张学良和张作相在山海关看到大战之后死尸遍地。张作相捂住张学良的眼睛,21岁的张学良从此知道,内战毫无意义。几年后,历史上被定义为正义之师的北伐军与东北军在河南对战,张学良撤退时给敌军指挥官留信称:“我们剩下好多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黄河铁桥按说我应该炸,我毁了你们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炸,那桥梁是国家的。”

      谈到如今观众对《少帅》的关注,张黎认为,仅仅关注剧中的人物和这段历史,都不是他拍摄《少帅》的初衷。他甚至不愿意多拍摄抗战题材,除了《四十九日·祭》,他更多的作品都关注于自身内部,张黎认为,《少帅》中的中日关系也仅是一小部分,而更多的是“内生”因素,是一种“内生”成长史。抗战题材被解读得太多、太滥,是这类题材娱乐化的原因,而关注“内生”,则是关乎生命、文明的解码和传承。

      演员的非健康状态感知力更强

      面对“为何选用文章”的质疑,张黎反问:“那除了他还有谁能演?”面对“为何选用文章”的质疑,张黎反问:“那除了他还有谁能演?”

      饰演张作霖的李雪健身体不好,拍摄时正值严冬,一场火车站的户外戏份,张黎苦等天气暖和而不得,于是决定改为棚拍。第一次,李雪健化好妆后来到现场,又被张黎请了回去,原因是景还没搭建好,第二次,李雪健刚坐上化妆台就被取消了当天的通告,第三次,李雪健化好妆来到摄影棚,发现眼前的月台和他之前在户外看到的实景几乎一模一样。

      李雪健是出名的戏痴、对待角色认真到变态,张黎喜欢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和任何一个与他付出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人共事,张黎都会感觉受到侮辱。拍《少帅》时,张黎两次差点跟人动手,一次是一个负责道具的工作人员干活懈怠,第二次是一位演员在拍戏前喝了酒,这都让张黎勃然大怒,“那两场戏可以说,我拍得非常恶心。”

      要求演员提前一个月进组,这在许多剧组已经很难做到,却是张黎剧组不成文的规定,作为新人拍摄《走向共和》时,张黎就立下了规矩,剧组里的演员即使是陈宝国、孙红雷,都得至少提前一个月进组的,进组后,大家一起聊戏、试造型、背台词,演员一般很快就能进入状态。“但这一个月是不给钱的,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走。但你必须提前进组。”

      在张黎看来,李雪健、文章都是对演戏有着敬畏感的演员,这也是他选择文章的原因。

      十多年前,张黎任用尚无名气的文章拍摄了电视剧《锦衣卫》,张黎说,他算是看着文章长大的。再度选择文章,也是他的提议,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但张黎拒绝简单的“yes”或“no”,他和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论证和调研,包括“出轨门”事件后影响的消除,观众对文章的接纳程度,最终的结果是,文章可以出演张学良。发布会上,面对主持人“为何选用文章”的提问,他更是力挺地反问:“那除了他还有谁能演?”

      张黎坦承,他一直没能成为那种能给演员做好示范的导演,因此,方法派的表演会在他这里非常受用。演员宋佳说,在拍《四十九日·祭》时,宋佳演的玉墨有一场背棺材戏份,她拍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得到的都是导演张黎喊“卡,再来!”宋佳说:“当时我心里很清楚,他就是在等我累趴的最后一遍,他一定会用我的最后一遍,因为当人的体能达到极限的时候,那种爆发力和真实感是演不出来的。”

      “自私地来说,我特别希望演员处于一个非健康状态。”张黎解释说:“当演员能吃能喝能睡的时候,他的感受一定是下降的,我其实特别希望演员处于一个非正常状态,变得特别敏感,特别易怒,喜怒无常,这时候他本性展现更完整。”水果在临近腐烂时会有种异香扑鼻,张黎以此来形容演员,他并非盼着坏,否则也不会为了保护李雪健而放着外景不拍而耗资耗时搭建棚景,而只是说,李雪健的身体不好,文章家庭、事业上的低迷状态,作用于戏,反倒让作为导演的他因祸得福。

      要做一个“说事儿”的导演

      张黎拍摄的电影《辛亥革命》虽然云集了成龙、李冰冰等大腕但却票房失利张黎拍摄的电影《辛亥革命》虽然云集了成龙、李冰冰等大腕但却票房失利

      《少帅》的编剧江奇涛,是影视圈寥寥无几恪守着“工匠”传统的人。这位曾和张黎合作过《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编剧的剧本都是由他一个个字手写而成,每写完一页纸都要重新誊写一遍,遇到标点、文字有误,就会撕掉重来,《少帅》从确定题材、收集资料到落笔,用了近三年。

      这与张黎的行事作风出奇一致,除了前期拍摄,张黎坚持审看后期制作中的配音、剪辑、配乐和修改等每个环节,即便时间再赶,发现字幕中有一个错别字也必须改过来,重新出带。

      张黎做事的严谨和苛刻态度,从身为摄影到成为导演始终延续,这令他在从事导演的最初,沿用着电影化的镜头叙事语言和格调。《大明王朝》、《中国往事》里表示内心戏的黑白闪回,《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大量的想象镜头,这些处理让张黎的作品带有区别于其他的显著标签,却也因为晦涩、难懂,无法成为大众心中追捧的“爆款”。

      《走向共和》成功之后,张黎成了历史剧出品方的首选,张黎接连拍摄了《军人机密》、《大明王朝1566》、《中国往事》等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大都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广泛赞誉。然而,问题却出在了2010年张黎执导的第三部电影《辛亥革命》上,这是他最拿手的题材,又有获得4亿票房的前作《建国大业》加持,却意外让张黎摔了狠狠一跤。在被业界一致看好的前提下,这部电影强撑上映95天,票房仅刚刚过亿,勉强收回成本。

      “今天看来,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不该接那部戏,因为这段历史我拍过,我的观点已经阐释过了,再拍就等于炒剩饭。我在主题叙述上没有进步,没有新鲜,就想拍部电影而已。所以票房惨败,也正常。”张黎说,票房低等于受众少,拍电影是为了传播,而这就等于传播失败了,这让他非常难受。

      张黎说,再拍电影,他不会用来讲述观念,在他看来,好电影从来没有观念讲述一说,电影需要描述困境中的生命历程,“一般情况下困境不是指外部困境,是指内心困境。”从入行开始,张黎就想要做一个“说事儿”的导演,而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张黎的表达欲更加强烈,他希望有篇幅可以让他有条不紊,条分缕析地尽可能把想说的事说清楚。“这在电影是不可能的,电影充其量表述一个概念,有时候还表达不清楚。”

      但他在剧界的探索也未必都能如愿。《孔子春秋》围绕孔子道德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而展开故事,故事大开大阖,场面大气厚重。《九年》是张黎第一次尝试都市题材的拍摄,剧中99%的镜头采用肩扛拍摄,营造出纷乱和不确定感。但结果是,前者在国外备受追捧,在国内却迟迟找不到发行渠道,两年后才在电视台草草播出,《九年》甚至至今未能面世,据业界的说法,两部剧之所以发行失败,理由是“太文艺”。

      “那接地气又是什么呢?”张黎反问,“立竿见影、药到病除,这叫接地气。大街上馄饨一吃,饱了,不饿了,这是接地气?但这跟你真正坐在餐厅里品味一个美味佳肴是不一样的,你看电视是为了充饥,还是为了享受?直接从嘴里嚼都不嚼到了胃里,你是记不住的,但你一定记得某年某月某日吃的佛跳墙,我拍戏你都看了没记住,我还拍它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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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笔

      本期主笔邵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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