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是每个导演都当得起“见证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XX年”的说法,但郑晓龙可以。1982年他大学毕业,进入如今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时的北京电视制片厂当编辑。北视中心那时刚从北京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了中国首家专业电视剧制作单位,而郑晓龙自1984年就开始主管电视剧生产,当了10年副主任之后又当了16年主任,直到2010年辞职。也就是说,在他以《北京人在纽约》导演身份为人熟知之前,北视中心出品的《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的面世,背后都有郑晓龙的推动。

在这个行业深耕33年,他除了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还培养、提拔了许多人才,当年的普通工人冯小刚、赵宝刚等能被引进中心,从美工或剧务做起,渐渐获得导演机会,也因他不拘一格、任人唯贤之故。辞职后他自己成立公司,所执导的《甄嬛传》至今还能在随便转台时邂逅相逢,甚至在日本都引起收视热潮。

他这30多年的工作成果鉴定,恐怕尚不能以“XX后看着郑晓龙作品长大”的泛泛论调概括。往小里说,郑晓龙影响了中国家庭的娱乐乃至生活方式——从电视机尚是奢侈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往往还会留有一些晚餐之后举家乃至举巷团团围坐、对着一台电视机看《渴望》的记忆;往大里说,他甚至影响着世道人心:《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北京人在纽约》则降低了出国热潮——虽然在如今这个文艺作品被视为娱乐产品,电视剧被提炼为IP、卡司或大数据的时代里,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仿佛是一个久远的传说。

合作多年的编剧李晓明与郑晓龙同是78级大学生,他用“高处俯瞰、低处扎根”来形容郑晓龙的职业状态。在他看来,郑晓龙如果打仗,应该是个能够带兵的将军;如果从政,也是个为民奔走的官员,但好巧不巧,他从事的是娱乐行业,“高处俯瞰,因为他是个高人;低处扎根,不是他的主观需求,而是行业的要求。晓龙作为一个电视人,他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使电视剧同时具备娱乐大众和人文情怀的双重特点。”

而年过耳顺的郑晓龙,又在这个时代里面对困境。在过去,应付审查与筹集资金或许是他的最大难题,而他所恃与之相对抗的,便是观众始终在他这一边。为老百姓拍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是他的一贯坚持,也是中国电视剧业的改革动力。然而如今,他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已颇有些吃力不讨好之嫌:新一代的年轻观众消费并影响着产品定制般的偶像剧,而一部分偏于精英审美的观众早已脱离国产剧,郑晓龙念兹在兹的“老百姓”,已经成为观众群众最没有话语权者。

“我还是坚持我们这种创作方式,怎么就不好看了呢?还是很好看,还是能长久啊。”郑晓龙对腾讯娱乐说,“老百姓还是爱看实实在在的、传统的东西啊。很多人在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喜欢一类东西,但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未必的。而一个作品真正好不好,是需要经受时间考研,等过了若干年,大家还觉得好,那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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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龙:我的剧永远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摄像:阿洋)

      芈月就不该是甄嬛做派

      “我拍完《甄嬛传》都没觉得它是个很好的片子。”“我拍完《甄嬛传》都没觉得它是个很好的片子。”

      作为一个观众,郑晓龙本人是美剧迷。在很多场合,他提到自己他喜欢美剧的结构设计、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亦推崇其整体电视剧生产环境等。然而当腾讯娱乐问他为什么没有将《芈月传》拍成一个战国版《权力的游戏》,郑晓龙几乎是本能般否定了:“这种剧你我可以接受,一二线城市的知识青年可以接受,但普通中国老百姓能接受吗?”

      他非常确定他的电视剧是为“普通老百姓”而制作,30多年前入行伊始他便有此明确的创作观:“电视是一个大众媒体,所以电视剧不能像电影一样,纯粹表达自我、搞艺术,电视一定要让老百姓爱看。在老百姓喜欢的同时,再去表达一点我们创作人员的内心,比如表扬一下人性光辉,批评一下人性黑暗,带入一点价值观。”郑晓龙对腾讯娱乐解释。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在他的价值观中,“表扬人性光辉”的诉求远高于“批评人性黑暗”。即便《甄嬛传》令他收获好评无数,但郑晓龙聊起来仍不时嘴角一撇:“小儿科。”这部宫斗剧由他的妻子、编剧王小平推荐,但许多情节几乎无法入他法眼,最后都是因为王小平的坚持而留下。以至于到了现在他还对着腾讯娱乐吐槽:齐妃听说夹竹桃有毒便以此去害甄嬛,“这什么人啊!坏死了,我不喜欢。”华妃知道甄嬛怀孕后吃酸黄瓜催吐,“你们女的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从当年《渴望》女主角的人设便可窥知,郑晓龙是个相当直的直男——相比甄嬛等角色有其原作基础,刘慧芳是他与王朔等人“无中生有”地讨论出来的,更能折射其对女性的观点。在冯小刚的描述里,郑晓龙“骨子里觉得自己是二郎神转世”:父母都是军人,他听着总后大院的起床号、熄灯号长大;青年时又当过兵,至今还在与战友相聚交流我国军备水平的发展程度。你以为这样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对拍摄宫斗戏有兴趣?“我拍完《甄嬛传》都没觉得它是个很好的片子,里面很多东西我不欣赏不赞成。”他对腾讯娱乐说。

      或者可以由此理解,他为何将历史上的秦宣太后塑造成他剧中的芈月。剧本第一稿里,芈月的形象由史料里那寥寥几笔衍生:有心计,擅女色,感情生活与其说是儿女情长,不如说是相互利用。如今我们看到的作威作福的玳瑁姑姑,在第一稿中,被芈月欺负了还不敢声张。

      “芈月不能是这样的人。”郑晓龙坚持。在他看来,历史同样是一种叙事:“为什么历史上对芈月的记载少,就讲点她的黄段子、养男宠?因为她是女的。她作为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获得了权力,甚至也不是执掌政权、只是垂帘听政的权力。”

      他要求修改剧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构架,他倒推出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人物:芈月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过程中里一个重要人物,她应当具备一定的能力、素质,代表先进阶级,才能使一个分裂、贫弱的秦国以几十年时间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者,并为秦始皇的大一统奠定基础:“积极进取、坚持变法、反对分裂、要求统一。”他总结人物身上的特点。

      如今出现在荧幕上的芈月,与其说是还原历史,不如说是这个导演的巴顿将军梦在另一个维度的投射与自况。他剥除了人物身上可能更具话题性的以色事人、身体交易等元素,却为她加入男孩性格、散养生平,她的成长道路极度巧合地有各种高人邂逅相逢、辅佐左右,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接触各类新知,从而顺利由一个儿女情长的天真女孩,转型成一个家国情怀的政治女性。甚至可以想见,芈月未必就是郑晓龙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但这个开明有趣的导演如果托身女性,或许就是如今这个芈月的样子。

      当然,芈月之所以“不能是这样的人”,另有一层原因,或许因她毕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甄嬛传》热播后,《人民日报》仍有多篇评论批评其为“文化垃圾”、宣扬“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才能生存”的价值观。而如今符合唯物史观、代表先进阶级的芈月,相比一个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谋求个人利益的芈月,其所获加持不言而喻。毕竟《芈月传》顺利过审,审查意见认为:芈月的传奇一生是一部奋斗史,对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和成才提供了励志的榜样,“对当今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坚持自己,为老百姓拍电视剧

      “过了这么多年,孩子们的审美能力怎么反而退化回去了?”“过了这么多年,孩子们的审美能力怎么反而退化回去了?”

      看过郑晓龙工作室的书架,就知道他的电视剧风格的渊源何在:一排鲁郭茅三巨头全集,一排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还有一排蔚为壮观的50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十二三岁正逢文革,学校停课父母入狱,没人管的郑晓龙独自在家读完了四大名著;之后进了部队,他把图书馆的欧洲文学读了个遍。一言以蔽之:一个深受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50后。

      在他的电视剧中,人物塑造的方法也好,叙事、结构的安排也好,仍与他书架上的巨匠们遥相呼应。孙俪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时透露,她接到的《芈月传》剧本里,成年芈月直到第六集才登场——因为制片人的强烈反对,观众们终于得以在第四集见到了她。从《芈月传》播出开始,每天都有网友对叙事节奏太慢的批评,以至于郑晓龙近期每次接受采访,几乎都要解释一遍:作为一部情节密度极大的作品,前期需要为后文作足铺垫。

      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方法没问题,毕竟这30多年来,他一直都是这么坚持的。1984年他组织生产的《四世同堂》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而后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红高粱》,无一不是长篇巨制,以时间顺序,展现人物在时代环境中的性格成长与命运起伏,并于社会现实有启示意义。早年间,这类作品的收视效果须以万人空巷来形容,而郑晓龙因此,亦收获殊荣无限。

      “我还是坚持我们这种创作方式。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领,要有经得起推敲的逻辑,要有真实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要有能让人踏踏实实记得住的人物。”郑晓龙说。

      他依然在为他心目中数十年如一日的老百姓拍电视剧,然而现实中的观众队伍却混入了越来越多他看不懂的成员。他们的口味与眼界一样驳杂,由此即彼的联想能力和闻所未闻的遣词造句都令他应接不暇。

      而对于这样的观众,这种听起来酷似语文教育中亘古不变的中心思想总结的创作观,一开始可能就缺乏吸引力,就像如今能打开他书架上那些大部头,从第一页的环境描写开始耐心看下来的读者越来越少。这时代的读者也好观众也好,早已完成了好几轮的口味升级,所需求的娱乐产品的成分配比越来越明晰:大IP、小鲜肉。很多人在接触一个文艺作品的第一眼开始,就在期待一波高过一波的强情节来袭。如郑晓龙那样,看一部《魂断蓝桥》心里要堵上好几天、动辄强调用文艺作品表达人文关怀的传统人士,一定意义上,已非国产剧最主流的受众。

      “我现在其实特别想跟你们年轻人聊聊,你们关注的事其实和我想的不大一样,真的很不一样。”郑晓龙说。

      他一样使用热门小说改编剧本,一样使用“高颜值”演员,但他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延续IP或吸引粉丝。《甄嬛传》有大量网络读者,而《红高粱》甚至可以看作有诺贝尔与金熊奖的加持,但他愿意拍摄,只是因为题材令他有表达欲望:前者从一部架空的后宫小说,被郑晓龙嵌入清廷框架,他要以此粉碎穿越剧所带来的帝王后宫想象——那绝非一个偶像剧般的恋爱环境。而后者固然是山东卫视带着故事大纲来找到他,但他决定接下,也是因为觉得有自己跃跃欲试之处。

      “原来颠轿子就是一个场面,但我可以拍成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对峙;又比如高粱地的野合,变成余占鳌强迫她就不干,他不干了她又主动了。她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是反抗自己的命运。这样就有了人物内心,也就和电影里的九儿有很大不同。既对经典作品有了致敬,也做到了自己的诠释,观众看着也过瘾,对人物塑造也有好处。我考虑到这些,才觉得是可以拍的。”郑晓龙解释。

      而选择演员的标准,他认为是“合适”。《芈月传》中,男孩气的孙俪之于芈月、书生气的黄轩之于黄歇,他觉得便是合适,而高云翔就差点因为太漂亮而失去了义渠王的机会——虽然他带病坚持试镜打动了郑晓龙,但在片场,郑晓龙始终会多留一只眼睛盯着他,以防一没注意,一个套马杆的汉子却又漂亮了回去。“演员不是选美,不是看你五官身材、黄金分割,而是欣赏你塑造的角色。”他解释。

      曾有记者问他关于选演员的颜值标准,他反复搜索记忆库,终于理解了颜值一词:“过去有个词叫奶油小生,就是今天的小鲜肉或者高颜值吧?看颜值没错,但不应该在影视剧里找,应该去选美比赛啊。影视剧应该欣赏角色,一个演员把角色塑造得太成功了、演到我心里去了,这才是艺术欣赏啊。过了这么多年,孩子们的审美能力怎么反而退化回去了?

      一个未尽的科幻片梦

      “我还是喜欢现在,虽然有些地方不那么尽如人意。”“我还是喜欢现在,虽然有些地方不那么尽如人意。”

      《甄嬛传》之前,郑晓龙所执导的都是现实题材。《甄嬛传》与《芈月传》虽是古装剧,但他仍有现实观照:前者旨在为穿越剧所带来的帝王后宫想象提供一个对照——那并不是一个偶像剧般的恋爱环境。而《芈月传》在一定意义上,展现的则是大一统如何来之不易:“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封建社会崛起的时候,相对奴隶社会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立足现实的导演会对科幻片产生兴趣,但郑晓龙告诉腾讯娱乐,10年前,他确实有做一个有关未来故事的想法:一批冀望以未来科技治愈绝症的现代人被冷冻起来,本应于100年后解冻,结果浮躁的工作人员设置错误,50年后冰冻解除,而当时的医学仍未能攻克病症。

      “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病虽然不能治好,但生命可以延续下去。这群人原来都有些社会地位,比如歌星觉得自己是大明星,但未来人人都可以唱歌,歌星这种身份早不存在了。大款觉得自己有钱了不起,但未来都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了,根本不需要钱。他们非常生气,骂一句粗口,直接就被送去道德法庭审判去了。”郑晓龙描述时眉飞色舞。

      1953年出生的郑晓龙头发已花白,然而在这个未来故事里,他仍构想了如何讨论爱情:他要设计一个20多岁时便被冷冻的年轻人,当他在未来与70多岁的女友相遇时,她将向他解释未来世界的爱情观:“爱情就是精神上的,没有什么坐在汽车或自行车上的概念。如果爱上别人,那就坦白说,对方也给予祝福,非常客观。大家爱就爱,不爱就不爱,不搞虚假的,没有物质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们能想象的人与人关系最好的未来。”

      当时没有资金,这个故事仍是他脑洞大开的故事库中的留底之一。“我要讲的未来不是科技的未来,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精神状态的未来。”但近些天回味的时候,郑晓龙却忽然懂得人们为什么爱穿越:“一个人在现代可能什么都不是,但当他穿到过去,因为有历史知识、科学知识,他就成了上帝了,这才高兴啊。而且也不会穿到农村,一定到皇宫,在那里他能够知道未来,就成为精神上的最高意志了。而像我的这个故事呢,穿到未来会反而弱势了,所以他们铁定不会穿到未来去。”

      在《甄嬛传》中,他已表达了对经过美化的过去的不满,“封建社会一夫多妻,我就不信女孩子能有什么好的命运。这实际是对女性的迫害,表面看来锦衣玉食,背后如履薄冰。”而在想象的未来故事里,他姑且认可了将来的会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对现代人能否适应其中生活,仍保持怀疑。“我还是喜欢现在,虽然有些地方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毕竟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与中国电视剧走入第4个十年

      “我永远不会跟风,还是会拍自己内心的故事,拍人性的故事。”“我永远不会跟风,还是会拍自己内心的故事,拍人性的故事。”

      郑晓龙自己曾总结中国电视剧的30年发展道路:“第一个10年,基本是积累和人才培养的阶段;第二个10年是井喷的10年,而第三个10年是民营资本进入电视剧市场、群雄并起的10年。”

      他的人生原本与电视行业相去甚远。郑晓龙出身军队大院,父亲是总后勤部的宣传部长,王朔兄弟当年常上他家求总后礼堂内部放映的电影票。文革开始后他进了兵团,当过兵,退伍后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人生规划是从名记者做到大作家,恢复高考后他考上北大中文系,在校期间便发表了小说和剧本。但毕业之后,他被分配进北视中心。

      1980年代,相对文学与电影领域,国产剧仍然偏于保守。当时大量引进片占领了荧幕,而自制国产片不仅数量少,而且功用主要在于配合党的政策、方针宣传。如郑晓龙曾介绍,早期北视中心制作的《凯旋在子夜》是应对越自卫反击战而生,而《四世同堂》则有抗日战争40周年的大背景。“电视剧的娱乐性、收视率都不是主要的考量标准。”

      郑晓龙进入北视中心时不过是一个编辑室的编辑,2年多后,他已经成为中心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当时他刚过30,领导层中最年轻的一个:思想开明,毫无架子,坚决支持电视剧生产模式改革:要把电视剧拍得好看。这一观点在北视中心后来的官方表达中,大约就是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表达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百姓同甘共苦、让百姓喜闻乐见。

      当时电视剧制作能力有限,1983一年,全国只制作了291部502集电视剧,以至于当时飞天奖下设“丰收奖”:颁给年电视剧制作量超过15集的单位。而北视中心成立第一年就得了这个奖。

      1985年中国作协在南京举行1983-1984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评选颁奖大会,郑晓龙与李晓明前往参会。在如今的叙事里,这次会议被看做郑晓龙与现任妻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小平相遇的起点,但他参会的初衷,却是为了与文化界联络感情、获得改编剧本的机会。但以当年电视与电影极度不平衡的地位,作家们只认北影,不知北视,两人待在破落的招待所里抒发不平:“终有一日,电视剧一定要扬眉吐气。”

      这一日不久便到来。上个十年成果辉煌的中国电影,却在1990年代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步履艰难。而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制播分离的电视剧,在产业改革上却走在了电影之前。北京大学教授彭吉象认为,中国电视剧1990年代繁荣的标志,就是从北视中心的《渴望》开始的。

      1989年,郑晓龙与李晓明、王朔、郑万龙在蓟门饭店聊一个“室内剧”的构想: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计划室内拍摄、同期录音;另一方面关注点从主旋律落到普通人,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展开故事。讨论结果便是《渴望》的故事大纲:一个女性身上拥有多少美德,也可能被降临多少灾难。

      《渴望》1990年播出时,标配的形容词是“万人空巷”。公安部为剧组颁奖,感谢他们为犯罪率下降做出的贡献:小偷们不是被感化了,就是回家看电视了。而郑晓龙还对腾讯娱乐透露,“因为我们拍了《渴望》,李瑞环特别高兴,把全剧组请到中南海接见。”

      他从那时开始,知道了拍老百姓爱看的题材所能取得的成功。对于这中国电视剧的第二个十年,王朔亦曾给出另一个评价:在对流行文化“四大俗”的批判时,他举了“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

      如今叙述起来云淡风轻,但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从一个十年走到下一个十年的不易。郑晓龙向腾讯娱乐介绍。1989年,北视中心制作了9集电视剧《好男好女》,根据朱晓平《桑树坪纪事》改编,用一个知青的眼光观察农民与农村。审查结果不让播。但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市委宣传部长李志坚以及广电局长张永经都表示有问题他们负责,最后的结果是,“中央台不播,北京台播了。”

      他年轻时是个愤青,想做的事必须做成,不惜一遍一遍找领导。好在当时,他得到了许多“有脊梁、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支持。《编辑部的故事》是最著名的案例。这部吐槽社会现象的喜剧,创作过程中他就“心里打着鼓”,“我比较狡猾,请北京广电局长张永经当艺术顾问,请他把关。他比较开明,非常负责地看了,也很积极地支持这件事。”

      但片子送审时,两个副局长当场就对郑晓龙说,“这叫什么东西?”北京台播了6集后被叫停,反面意见不断,有人给张永经打电话:“老张同志,你可不要晚节不保,弄出一个大毒草来。”

      郑晓龙不肯让步,“我说责任我负,这个东西是我组织创作的。中心主任李牧说你负什么责,我是主任我负责。”编剧之一的冯小刚给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写信,开门见山:“瑞环大叔,我们爱你没商量。”

      1992年春节,李瑞环到北视中心视察,冯小刚现场问他对《编辑部故事》的观感。“李瑞环说:‘我没看,但是中办的那些年轻人看完了,我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很好,很有意思。我想,中办的年轻人水平应该够高的吧,他们都觉得好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他这话一说完,这个片子就没有人再说不好,顺利播出,还获了七项奖。”郑晓龙回忆。

      这是我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甚至令姜文看得烧糊了饭:“电视竟然能这么拍。”也因此,郑晓龙首执导筒的《北京人在纽约》能请得这位久负盛名的电影演员主演。北视中心抵押了房产,以150万美院贷款在美国全程拍摄了这部反映中国人海外生活的电视剧。演员陈建斌至今记得播出时他仍在中戏上学,每天晚上排练临近8点时,便举手请假:“我要去看《北京人在纽约》。”

      该剧获得“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同时有效降低了当时的出国热潮,对郑晓龙来说,这才是文艺作品的现实功用:虽然本剧中没有出现共产党员或重大历史事件,但也可以看成主旋律作品: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增进老百姓的了解与启发。

      在中心他主要仍是担任行政工作,拍片仅偶一为之。而后中国电视剧迎来第三个十年,他愈加将工作重心放在成本审核之类工作中。直到2007年,他所执导的《金婚》又成为了年度剧。之所以忍不住出手,一方面,故事由他父母的婚姻生活所启发,另一方面,中心的改革进程令他失望,“更不想坐在办公室里搞行政那一套”。

      也是这个原因,2010年,他终于辞去了中心主任的职务。将近30年时间里,他毕竟无法始终保持“愤青”状态。郑晓龙告诉腾讯娱乐,他遇到过太多“没辙”:“王朔小说改编的《过把瘾》是我们组织的,全部做完了,审查没通过,外面去拍了。《党员二楞妈》本来在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审查剧本没通过,外面去拍了。《牵手》那个剧本怎么修改,我们谈了多少次,剧本弄好,导演定好,十几万的稿费都付了,没有通过。这种事遇多了,其实挺难过的。”

      所以这个动辄被冠以“创造无数第一”的导演,现在的口径是:“审查难的我就不弄了。”如今《芈月传》被网友诟病美化了历史上的秦宣太后,他却只感慨一句:“把芈月写成用性做交换的政治妓女,审查能通过吗?”

      而到现在,陪伴中国电视剧进入第四个十年,郑晓龙和他的创作方法,在今后可能还会像《芈月传》一样,在新的时代、新的观众获得各色毁誉。然而他仍然坚持:“我永远不会跟风,还是会拍自己内心的故事,拍人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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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笔

      本期主笔叶弥杉

      justinjdeng

      geyang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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