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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雷和韩梅梅》主创的发难,暴露了媒体生态认知的缺失、控制舆论的霸道思维,就是一次愚蠢的自证。

近日,电影《李雷和韩梅梅》出品方的一封公开信,又一次把豆瓣评分推上热门话题。这封给豆瓣CE0阿北的公开信指出,自家电影在中国电影评论家学会、中国电影研究院组织的专题研讨会上,得到影评人和专家的“高度认同”“中肯评价”,同时还获得中央电视台和共青团中央的介绍推荐,可谓“有口皆碑”。

然而,在豆瓣上电影评分只有4.2分,置顶评论都是差评。他愤怒地认为,电影遭到了豆瓣的恶意差评,并且是 “阿北领导下”的蓄意差评敲诈。电影出品方同时表示:欢迎各方“善意的批评、诚恳的指导”,拒绝“恶毒的谩骂、别有用心的攻击”。

显然,在这位叫陈永宁的出品人看来,来自官方影评界、官方机构、国家电视台的“高度认同”“中肯评价”是“善意的批评”与“诚恳的指导”,而来自民间网站的则是“恶毒的谩骂和攻击”。在他的逻辑里,一部电影既然已经被官方认同、推荐,怎么可能还会有那么多的差评?自然,他也无法理解:豆瓣的评论并不能置顶、被折叠的好评是反水军机制起作用、豆瓣的评分并不由 “领导”控制的这些事实:他坚持认为豆瓣网友一定别有用心,并最终陷入涉嫌敲诈的阴谋论。

陈永宁如果不是揣着明白当糊涂,就是村里没通电、没上过网。现在已经是每年上映电影超过400部、总票房冲600亿的2017年,影视作品评价这个行当,早已经从过去的主流媒体把控引导的体系,向互联网化、大众化、碎片化全面转变。尤其是随着媒体格局发生巨变,由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第一个官方舆论场,和由互联网组成的民间舆论场的分裂情形,在影视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影评人国家队、党报、国家电视台的构建的舆论导向,对作为市场经济商品的电影销售情况的影响微乎其微。从公开信看,《李雷和韩梅梅》早早就构筑了第一个舆论场,为自己的作品呐喊助威。

但是,当他们遭遇民间第二舆论场的口碑冲击时,竟然是一副陈焕生上城式的懵逼状态:你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干什么?为什么要黑我们的电影?他们的思维逻辑在上个世纪的第一舆论场的温室里是自洽的,但是进入市场化、民间化、大众化的第二舆论场时,就遭到了惨烈的降维打击:他理解不了打分、理解不了真正的口碑,他认为打分平台在敲诈。

互联网平台的评分机制尽管存在一些不尽科学之处,但其在沉淀用户水平、系统算法、反水军机制等方面的先进优质,保证了评分的总体客观公正,是电影行业民间舆论场的重要风向标。业内一个共识是,类似豆瓣等平台上的高分的作品不一定好,但低分的作品一定差。真正成熟的电影片方在宣发时,会对作品的口碑有一个预期管理,最大限度争取目标受众的支持。

当然,对于《李雷和韩梅梅》出品方来说,似乎不需要也不愿意去了解这些基本常识。在他们的意识里,电影的口碑就应该是可控的,自己努力拍了一部电影,来自各方面的“高度认可”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低分差评都是谩骂抹黑,豆瓣早应该被“管起来”才对。所以,在公开信的末尾,这位出品人还循循善诱:“希望你们足够重视,采取措施,割掉这个毒瘤”。这简直是一副“典型玻璃心自画像。

如果说去年贺岁档《长城》等电影因评分不高导致票房仆街,官媒各方针对互联网评分机制的质疑还有些许技术层面的讨论价值,《李雷和韩梅梅》这部电影对豆瓣的发难,就是一次愚蠢的自证。对媒体生态认知的缺失、控制媒体舆论的霸道思维、把问题的归咎于阴谋论的愚昧逻辑,都将让这封公开信成为业内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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