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评人:{yprName}
曾于里

专栏作者

其实,中国电影既不缺资金,也不缺好故事,我们缺的只是能够拍摄或被允许拍摄的好故事。

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班上有三个韩国留学生,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韩流问题,其中不免说到韩国电影。我们几个中国学生一致认为,韩国电影尺度很大,很敢拍,黑起公检法来简直是毫不留情面,像那个时候有《杀人回忆》《江汉怪物》《追击者》等。韩国同学解释道,其实韩国电影的复兴,也是2001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韩国电影也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剧本一审、拍摄二审、成片三审。该审查制度自1961年建立,“为了公众道德和社会伦理,对于电影和演艺业可以审查”直接被写入宪法,直到2001年,宪法裁判所作出“电影审查制度侵害了大韩民国宪法保障的表达的自由”,才得以废止。从此分级制代替审查制,韩国电影真正迎来最好的时代。尤其是近年来的《熔炉》、《辩护人》、《素媛》、《老手》、《局内人》,在电影的批判性、商业性和艺术性上,都走在亚洲最前列。

之所以提起这个旧闻,是刚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崔永元要为中国电影打造故事库。这个库里存放的,都是崔永元带领自己的团队在过去二十余年间积累的采访资料集结整理而成的“压箱底儿的好故事”,为此他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影视传媒公司,专门做剧本。在崔永元看来,当下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电影不缺资金,缺的是好故事。”

崔永元这话,很多人肯定爱听,毕竟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不太景气,烂电影太多,把屎盆子扣在资本身上最容易,指责一下资本急功近利,人人拍手称快,这既安全又解气。或者像冯小刚直接拿观众开骂,这可能会令观众不快,但总归也是安全的。无论是崔永元、冯小刚,以及其他拿中国电影开骂的人,都没有提到,或许我们有点像2001年前的韩国?

其实,中国电影既不缺资金,也不缺好故事,我们缺的只是能够拍摄或被允许拍摄的好故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又处于转型期,伴随着发展、开放、胜利等宏大概念的是许多被遮蔽的问题和黑暗,以及许多无处发声的卑微。我们常常只被允许仰望雕像,俯视阴影并不受欢迎。早前网上有个热传的帖子,《最牛逼的电影素材都在中国(却没人拍)》,就提到了真实发生的种种离奇案件,但却未曾开拍,或者开拍了,我们却无缘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一个编剧朋友这样向我抱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既是电影素材的巨大宝库,又是电影素材的盐碱地,有好故事的种子,但没有几个可以生长存活。不信,请看看刚出台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

所以,“崔永元故事库”想改变中国电影,或者让中国电影更好,崔永元的粉丝或者外行人也许会真信,但问了下业内人士,都是一副too native的表情。虽然崔永元是真爱电影,他做过的中国电影百年纪录片《电影传奇》也还不错;崔永元也曾经是一个优秀的采访者,“这么多年下来,累积采访超过一万多人”,我们也相信他有不少好故事。但好故事与好电影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何况这是在中国。

首先,你这好故事能拍吗?人家有《釜山行》,你可以想象我们有《上海行》或者《北京行》吗?更不要提什么《辩护人》或《局内人》了。鉴于崔永元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战斗力(暂且不论是非),我一开始也是期待他敢拍——不以上映和赚钱为目的。可随后看到他在发布会上讲到的所谓“好故事”,期待值立即有所回落。

发布会上,崔永元请来了一位真实故事主人公郭文香,一位河北北戴河草场村土生土长的农民。80年代,郭文香在海边开了家民宿。自此,她从大海边上先后“捡”回来120个跳海的人。郭文香是不是一个崇高的人?是。这是不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是。但这不是中国电影目前最亟需的电影类型。单向度的真善美,对人性的歌颂,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要积极生活的劝诫——这其实更合适拍摄成“感动中国”主题片,并在央视上播出。当然,有人会说,电影就应该始终讴歌真善美高大上,那“崔永元故事库”就踏踏实实做“感动中国”故事库吧,就不要在宣传稿一口一声“崔永元为中国电影打造故事库”。这样的故事,中国电影真不缺。

在“崔永元故事库”之前,崔永元因创办生鲜电商网而引起广泛争议。作为“反转斗士”,崔永元转身做起了“反转”生意,其商城中售卖的商品高于市价5倍以上。对于此事,我觉得没必要进行道德批判,商人赚钱天经地义。同样地,崔永元想趁着现在电影市场热钱多赶紧“变现”捞上一笔,也无可厚非,我们无权要求他人牺牲自我去挑战边界。我不太想责怪“骑墙派”,我更遗憾的是这高墙实在太高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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