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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历史题材的一种关注,对被忽略同胞的一种关切,对仅存当事人的一种同情,这些心理因为这一部电影得以行动化。

2017年八月的中国电影市场,将见证两起写入中国电影史的里程碑式事件:一是《战狼2》以接近50亿票房跨入全世界电影票房总榜前100,打破好莱坞的绝对垄断;另一件则是关于中国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受害者记录片电影《二十二》,虽然只花40万宣发费,这部电影以1%的排片开画后一路逆袭,凭借口碑令排片与票房暴涨,有望突破2亿,成为年度最大黑马。

《二十二》上映的8月14日正值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走进影院观影的观众陷入巨大的震惊:纪录片拍摄团队采取了“零度创作”的方式呈现这个沉重的题材——零音乐,零画外音,零叙事技巧,用近乎笨拙的方式记录当时还存活于世的二十二名受害者。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用电影这种特殊的方式去呈现人间真实发生过的悲剧,本身就有潜在的道德风险。而《二十二》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诗意和抒情,导演郭柯坚持“三不”原则:不细问那段身心受创的经历,不深究逃出魔爪后遭受的歧视和非议,更不探讨日军遗留私生子等后续伦理问题,只专注做了记录这一件事。

然而大巧若拙,这部看似无技巧、无情节、无故事作品,在一众商业化操作的中国电影市场中,收获了意外的关注与口碑。在创作艰难阶段,他们获得3万人众筹支持;影片上映之后豆瓣评分突破9分,背后是无数自来水主动传播,最终完成不可思议的市场逆袭。

《战狼2》出品方曾说,当一部电影票房表现远远大于预期,这就从文化事件变成公共事件。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二十二》,它的票房奇迹用电影市场常规理论去解释是无效的,因为这部作品在取悦市场的商业操作方面没有展示任何企图心。讨论它需要扩展到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维度。

《二十二》的制作过程是去商业化的。主创团队花光所有积蓄开展创作,他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探访了5个省、共计29个地区,最终完成了22位老人的拍摄,一度行至山穷水尽,幸好有艺人、众筹等渠道资助得以接续。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拍摄过程中采用了慢节奏:每天2万元拍摄成本下,有时候一整天只拍摄几分钟,其他时间陪伴老人玩,以求展示老人最自然状态。这种创作方式在商业电影制作领域不可想象。

《二十二》作为电影销售也是去商业化的。主创们一开始就打消了大众对于其“消费慰安妇”题材的道德疑虑:为了尊重当事人,导演郭柯拒绝将作品送到任何电影节参展沽名;电影上映之后,导演更是表态,票房过600万收回成本还给投资人后,其他收入将全部捐出。

可以说,这部电影从制作到公映,实际上是一起全民参与的公益行为。主创团队呕心沥血保持记录姿态,媒体、kol、艺人在持续为电影呐喊发声,片尾3万多一个不少的众筹名字是这部电影的真正股东,原本势利的影馆院线院在有意识地维持排片,最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观众用手投票走进影院,愿意花90分钟、30元钱支持它、认识它、传播它。电影行业的每个环节在这个题材面前,默契地放弃商业考量、挑剔眼光,共同促成这一文化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

我们完全可以为走进影院观影的观众作心理画像:这是对历史题材的一种关注,对被忽略同胞的一种关切,对仅存当事人的一种同情,这些心理因为这一部电影得以行动化。而无论是小众的纪录片领域,“慰安妇”特殊题材,还是依然贫困、孤独的当事人本身,都迫切需要这种关注关切和同情。当这部特殊的作品本身放弃其商品属性、艺术属性的瞬间,它的社会属性、公益属性就被放大,成为寄托全民情绪的特殊载体。文艺往往是公众社会心理的直接投射,《二十二》为“慰安妇”题材与悲愤公众情绪提供了电影式的出口。

《二十二》存在的意义并不体现在电影生产领域:作为无流量、无IP、无特效最后逆袭的孤证,它不能成为反击反讽当下电影工业生产方式的证据;虽然获得国产纪录片类型电影的票房记录,它也不具备可复制和推广性。这部电影真正的意义在电影之外、大众心理之内、特殊题材之中。在泥沙俱下、五光十色的当下中国电影市场,这部“不像电影”另类、克制又不可多得,令人肃然起敬,当得起各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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