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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民粹的胜利

2010年05月25日09:04新京报张晓波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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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这个伟大的通讯进步,必须这么理解:手机方便了中年男人寻花问柳的速度,也加速了奸情曝光的速度。

手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技术的载体,反客为主,成了作为统治者的技术,一个个人隐私无处藏身的密探,费墨教授说,“手机,手雷啊”。

刘震云赋予《手机》(电影版 电视版)的,是对于技术统治的反思:现代文明无处不在的严密,击破了所有私密空间。技术统治,这多少看起来是对于文明的一种抗议,但背后的逻辑则未必吻合。技术本身就是共享的载体,技术为恶背后,必定是人性制度性控制。这是电视剧的命题———资本与媒体控制。

资本与作为资本附件的媒体在中国运行的三十年,其控制力依然跨越了农村与城市、边缘与中心。河南省严家村的村民们,通过媒体获得了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对于城市的重新认识。在这里,作为改革之前政治枢纽的城市已经转换,北京的意义,是发展与门路,是广阔的空间,而农村则成了现代文明的避难之所。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又一次被连接在了一起,这一次,是共谋性的。

农村,成了文明的母体,而资本控制的文明,却无法为都市人提供避难之所。媒体所宣传的正义一再被嘲讽,其背后不过是简单的资本逻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谁来拯救?

于是,“奶奶”这样一个核心人物出现了。像一切民粹叙事一样,核心的智者,必定是来自底层民间的长者,长寿、勤勉、少言寡语却富于人生与社会的大智慧。这条铁律,在俄国民粹派小说家的叙事中,从未有更改。

一块民粹的菜花地,就把所有的资本力量击碎。

《手机》这部电视剧,在“奶奶去世”这样一个宏大而伤感的地方结束,最后一代传统“智者”入土为安。严守一丧失了他精神上与身体上的故乡,逃亡爱沙尼亚这样一个虚无的国度。北京的夜幕,从天而落,资本与媒体的统治,依旧。资本之下的现代文明,犹如铁幕,笼罩四野。

尽管只在民粹情结上对现代展开批判,但《手机》对资本的批判与对大众媒体的嘲讽,足令当下浮躁的电视剧文化生产汗颜。

□张晓波(北京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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