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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和平:如果我把人艺搞糟了,那是有罪的

2010年07月13日09:39南方周末张英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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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6月20日是《窝头会馆》在首都剧场第三轮上演的最后一天,这出被誉为北京人艺新里程碑的大戏在2009年11月首演时就赢得了好评,曾创下36场过千万的票房纪录。

张和平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北京人艺院长。2008年,身为北京政协副主席的张和平,正在为北京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开闭幕式奔忙。那年,他已经62岁了。北京市委组织部找他谈话,让他出任北京人艺院长时,他考虑了几天。

之前,张和平当过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我在任时管过所有的北京的市属剧团,惟一的没有管过的,就是人艺,因为它的‘个儿’太大了,没管着。”北京人艺的特殊地位,和北京市文化局的级别一样,属于正厅级单位。

“我当时很谨慎,别人也提醒我,你已经功成名就了,去人艺这步是招险棋,你去的是一个不太好管的地儿。万一搞砸了,你就是前功尽弃、晚节不保。”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最后张和平还是答应出任院长,因为“话剧情结”。从1961年到1968年,张和平在北京艺术学院、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学了8年话剧表演。

在亮相人艺时,张和平摆了一个极低的姿态:“戏刚开场,调门别起得太高,这里是艺术的殿堂,有我儿时的梦想,如果我把它搞糟了,那是有罪的。人艺如何发展不是靠文字、靠理论,而是靠剧目。没有人能预知将来,就像人艺人常说的,拉开大幕是真的!”在他之前,人艺仅有过曹禺、刘锦云两任院长。

张和平上任不久,先后走访了于是之、郑榕、林连昆、欧阳山尊等二十余位老艺术家,听取他们对剧院发展的建议;又把濮存昕、林兆华等演职人员找来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

两个月后,北京人艺恢复了艺术委员会。张和平出任主任,副主任是副院长濮存昕、任鸣。艺委会是人艺创作的把关机构,此前濮存昕在担任常务副院长后一心想恢复这个机构,但未能成功。熟悉人艺的人士都认为,人艺近年剧目质量明显难如人意,和没了艺委会的监督指导有直接关系。

接下来,张和平推出了每年一次的“北京人艺经典剧目演出季”,旨在盘活资源、摸清人艺的家底,打响人艺复兴的第一枪。接下来,张和平推出了《大将军寇流兰》、《知己》、《窝头会馆》等一系列新戏……

《窝头会馆》上映三轮,单场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茶馆》。张和平把他在电影行当里的经验用在了这部话剧里,编剧刘恒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宋丹丹、徐帆形成“五星阵容”成为最大卖点。此外,人艺接下来的新戏也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明星脸。

“几轮下来,我发现北京人艺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张和平说。

人艺前院长刘锦云曾将人艺多年没有好戏的原因归咎于没有好剧本,张和平上任后请来了万方、邹静之、刘恒等著名作家为人艺写剧本,还给他们授予“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并颁发证书,还表示将通过双方合作形成制度,从而使人艺能够获得稳定、优秀的剧本资源。

在北京人艺院长办公室里,南方周末记者两次专访张和平。

专访张和平:如果我把人艺搞糟了,那是有罪的

编剧刘恒(中)与张和平(右)在《窝头会馆》排练现场。

人艺不是宣传队

南方周末:《窝头会馆》是一出主旋律的献礼剧,这样火,你之前想过吗?

张和平:我知道它会火,但没有料到票房会那么好。这虽然是一出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剧,但我一开始就把它朝着艺术经典的方向去努力。我跟编剧刘恒讲,这不仅是一出献礼剧,更重要的是要从文学和历史的高度去要求这部作品。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应该说是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我现在不能说《窝头会馆》是经典,因为能够世代相传的戏才是经典,如果演了一阵,它传不下去了,经典也没有任何意义。

南方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主旋律很难成为经典。

张和平:有这样的可能。《茶馆》也是主旋律,它最早的动机也是献礼剧,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变革。《茶馆》当时也有很大争议,有文化部的领导到人艺来宣布禁演,后来《茶馆》成了话剧里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前的《龙须沟》也是主旋律。

《窝头会馆》的创意我就给了个方向,就是建国六十周年献礼。原来刘恒想写清末民初,后来改成了1948年,那是一个旧政权的灭亡和一个新政权的诞生的时间节点。那个时候的戏会好看,一解放了,戏就不好写了,你自觉不自觉要躲很多禁区,但那个时候很多你想说的话是可以说的。这出献礼戏有警示作用,有认识功能,也有批判功能,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就会有力量了。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茶馆》和《窝头会馆》的相同和不同?

张和平:有人说《窝头会馆》和《茶馆》像,主要是因为它的舞台感,另外就是它们都是京味的作品。《茶馆》是一个概括式的舞台,反映的底层比较宽泛,宫里的太监也在里面,三教九流的人几乎都有。《窝头会馆》就是北京南城一个大杂院里生活的底层人民,就一个清末花钱买的迂腐秀才,其他都是小市民。

南方周末:听说《窝头会馆》在艺委会通过的时候,有人不同意。为什么?

张和平:《窝头会馆》讨论的时候,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最后是微弱多数通过。反对意见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台词,就是所谓的脏口。

这牵扯到选择剧本的尺度,你用一把什么样的尺子去衡量艺术?我认为除了思想性,最重要是在艺术上要超越自我,超越以前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如果说以前是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现在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们的每一出戏不一定要跟政治形势那么紧,去解释一个政策或配合一个运动,还是要从一个文学和历史的高度去看一出戏是否留得住。

南方周末:你做过许多政治形势需要的作品,比如奥运会、国庆60年、张思德等。

张和平:坦率说,我配合了一辈子。从1960年代做学生开始,那时候出现了焦裕禄,我就排过焦裕禄的戏,是以大跃进的速度进行和完成的。大学毕业后,我在山西的一个部队农场工作,我们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政治形势演出。我后来的写作能力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抓先进事迹,马上编,当场演。一直到后来我所从事的工作,都是配合型、歌颂型、宣传型的工作。

但人艺不是一个宣传队,要配合政治形势;它是国家级的最高艺术殿堂,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去创造艺术精品,除了我们所承担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外,最重要的是在艺术上要超越自我。

[责任编辑: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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