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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红色经典电影也有危机和陷阱

2011年06月21日16:12腾讯娱乐[微博]赵军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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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电影今天如何定义,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凡是表现革命者题材的电影一定就叫红色经典。所谓经典应该较之今日的创作,表现上比较传统,比较不时尚,也比较有稳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我们对于某些传统的东西出于尊重,会称之为古典;而对某些古典的东西,同样出于尊重,会叫经典。所以,当我们有了红色经典的研究对象时,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我们是否已经对这些作品的现代性抱有审慎的乐观。至于那些红色电影,即以革命者为表现对象的电影,我们不要轻言经典,否则我们一定无法面对它们可能拥有很多的观众和收视率。

传承和重构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我们相信传承也罢,重构也罢,它们在今日的流行是对于今日社会变迁的某种反思,而绝非简单的传承,和脱离当代思考的重构。危机也许就在这里,表现革命者的红色电影,包括电视剧,有两种倾向正在引起担忧。一是重商业化包装,它们一再借用谍战类型,以猎奇的角度切入题材,使一种古老的故事焕然一新。另外是在刻画人物时,加上很多非典型性性格刻画,人物或者直接就像土匪,痞子,恶霸。这些红色电影能否真的叫红色电影我们要逐一商量,但凡革命者题材就叫红色电影,也许是要商榷的。

第二种倾向是歌颂信仰。信仰就是崇高的感情,歌颂崇高感情本来不需要担忧。但是,如果不加反思,没有当代思考,照搬过去的逻辑,那就是时代的倒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社会生活最大的贡献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是有了对人,对个体,对程序正义的尊重。因此社会有了关于法治,关于人道,关于独立思考,关于公平正义的卓有成果的建树。在我们追求红色电影的时候,我们好像喜欢革命的信仰,连同喜欢那个年代的暴力一如三十年前我们的革命电影。网上我看到一位网友说看了《建党伟业》就有了建党的冲动。煽起激情是电影的题中之义,无可厚非。但革命脱离了理性就会成为宗教,宗教脱离了理性就会成为专制,专制脱离了理性就一定变成暴力。这些电影当然很希望成为红色的经典。不过,观察了近年很多革命者题材都回避了中国革命后来走过的弯路,我们很担忧一旦社会改革追不上危机的速度,我们没有理性的社会正义观念,真的就要重演暴力革命的历史。

人们以革命的名义,革命以信仰的名义,信仰以铁血的名义,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所以,重构不是简单以为歌颂革命者就能够完成的。重构不是重构已经被时代否定过的东西。如果激情就能够让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就够了。很显然,我们的电影情愿很简单地重构那些热血的东西,说明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改造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在思想观念的普遍进步上。最近当局已经对红色经典创作发出了警告令,提出不要对革命者题材一味追求猎奇、娱乐化倾向、过分商业包装等等。电影的特性很难要求他们再次脱离草根,成为“三突出”的典范。电影的特性是基本草根。这从早期的《火车进站》、《园丁浇园》的诞生中就已经决定了,而苏联电影的出现也未能完全改变这个特性,它的大众心理把握是十分到位的,研究已经登峰造极。当局的政策性要求没有改变得了电影艺术家的当代思索和俄罗斯一贯的人道主义精神。

没有思想的重构是今日电影中的假重构,没有思想的传承是对已有的社会进步的真颠覆。因此真正的危险在于今天的红色电影、电视剧在简单地证明过去都是对的,因为正面人物都被肯定,正面人物的思想都被肯定,正面人物的过程也都被肯定。在无法批判应该批判的历史时,历史的真实面目就被掩饰掉了。

这种创作局面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体制。在一部电影的创作冲动出现时,我们要首先询问不会有艺术冲动的把关人,可以拍吗?这就等于问自己可以思考和创作吗?那些不会有任何冲动的人,是藉此窃据要位的。他们知道冲动和独立思考不能发生在电影界,电影界是一片约定俗成的国土。有哪一次你突然成为另类了,也侥幸得以放行了,那只是因为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人治的结果就像一句广告词所言:“一切皆有可能。”电影的审查是三十年改革当中几乎没有变化的部分,红色经典或者非经典的电影的宿命大概就在这里。

红色电影,还是不要叫经典吧,是一种感情表达。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绝不会因为它缺乏反思就判定它没有生存空间。我们相信,观众欢迎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如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反而会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有信仰空白,就有信仰诞生,有信仰危机,就有信仰成长。正因为当今社会生活中没有信仰,没有纯洁感情,缺乏公平正义,党和国家才把这些问题的讨论摆在了重要议事日程上。也正因为如此,当表现信仰和革命者情感的作品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观众,尤其是有着生活阅历的观众会感到如饥似渴。起码相信,那个年代的人们真诚,不普遍虚伪,不动辄背叛。这就是当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人心呼吁正义的信号,呼吁社会重返主流价值的信号。

在我们国家,独立思考从来不是大众生活的主流,但主流是从来存在的,它好像是上天赐予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比如说真诚、善良、正义感和节俭、谦逊、勇敢等等。它们的反面是卑鄙、恶毒、出卖人格、凶残、奢侈、懦弱等等。在主流价值涌现不止之时,那就一定是反面的存在已经不能容忍之日。红色电影出现是这种二值逻辑的产物。价值判断可以二值逻辑,但社会研究不能如此简单,只是电影不能代表社会研究。电影可以二值逻辑地同情谁,鼓励谁,赞成谁,而又反对谁,倾向于打倒谁。由于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表达意愿的渠道不很多,二值逻辑很容易成为人们无法选择的选择。《让子弹飞》的暴力倾向只是电影的好看包装,但人们愿意让它承载打土豪分田地的仇富心理,让它代表不太理性的铲除官商勾结为霸一方的暴力要求。

理论总是苍白的,现实之树常青。我们再讨论红色电影是或不是,也无法阻止红色电影反对社会邪恶泛滥的力量。付出代价的是上层而非电影产业,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红色电影会成为创作和市场不去拒绝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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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imm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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