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电影读懂中国:扛过苦难的中国人再迷失

腾讯娱乐专稿 文/内陆飞鱼 策划、撰文、编辑/猱困困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导演寻路西方的脚步,来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

刚刚在国际影坛初露头角的第五代们就拿出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活着》、《霸王别姬》《蓝风筝》中所承载的文化反思、历史责任感,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庶民生活准现实主义的写实,让外国观众为之震惊。他们是幸运的,初出茅庐不久便迎来了登上大师神坛的最佳时机,拿奖如探囊取物。

当复杂而深重的中国社会面貌以通史、断代史的方式被表述到了巅峰,“中国的年轻人又在干什么呢?”成了国外观众的新疑惑,也成了摆在年轻导演面前的蛋糕。80年代末,躁动不安的第六代们登上了电影史的舞台。

90年代电影读懂中国:扛过苦难的中国人再迷失

天塌下来继续笑的农民福贵,倔强的戏子程蝶衣,在他们身上,西方人仿佛都看到了阿甘的影子

历史题材:无论多苦难,中国人都要做阿甘

这个时期,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也开始了文化反思,抛弃了油画一般不真实的故事背景,开始直面当代生活。电影里蚂蚁庶民的生离死别,生老病死,都具备了让外国人理解的朴实感情。而且,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处世哲学,不再是以科幻电影而是以悲喜剧的方式存在。

张艺谋的《活着》,从中国国民党统治大陆末期到文革时期,时间跨度近四十年。不过,即便这段历史在片中风云变幻、可笑可叹,葛优饰演的主人公福贵,却比故事本身更让人难忘。福贵从一个乡村士绅家玩世不恭的富二代,沦落为一生飘零、千金散尽的二流子,经历了战乱、饥荒、政治运动,一家人先后遭遇变故离世,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像磐石一般顽强地活了下来。孙子噎死的时候,他愈发枯瘦的身材和迷茫的眼神,正是我们记忆中无数个中国老人的表情。这种表情,让福贵看起来就像是中国的阿甘,成为庶民被卷入历史洪流却不卑不亢的典型,西方人当然会深为感动,巧合的是,两部电影都诞生在传奇般的1994年。

但就在第二年,西方人才真正恍然大悟,原来整个中华民族都是“阿甘”。陈凯歌(微博)的《霸王别姬》同样横跨民国、共和国两个历史维度,观众陪着人物从少年苟活到老,俨然经历了一次与正史迥然不同的中国近代史。影片结尾,当张国荣依偎在张丰毅(微博)怀中,年少时在相互依恋中成长的时光已经不可追回,外面兵荒马乱乌烟瘴气,红卫兵焚烧着旧事物、打倒着旧人物,一心念旧的张国荣一脸倔强,几乎是对中国历史又一次荒唐的判定和嘲讽。和《活着》不同的是,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有着京剧名伶的身份,翻译过去大概类似歌剧艺术家,这是取得那些西方高级文青青睐的重要元素——要知道,这样的歌唱艺术家从不在所谓“下九流”之列。并且,《霸王别姬》借着京剧这个令外国观众充满好奇的国粹元素,构筑了两层叙事空间,戏子在戏台上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命运、台下的真实遭遇,在一种亦幻亦真、难以剥离的对照当中,产生了一种恢弘的悲剧色彩,这的确是中国电影里少见的文艺复兴风范,获得戛纳肯定理所当然。

影展成绩单

1991年 《大红灯笼高高挂》 导演张艺谋 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993年 《霸王别姬》 导演陈凯歌 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第一座金棕榈)

1993年 《蓝风筝》 导演田壮壮 东京电影节樱花大奖、最佳女主角(吕丽萍

1994年 《活着》导演张艺谋 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最佳男主角(葛优)/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90年代电影读懂中国:扛过苦难的中国人再迷失

像我们在嬉皮士年代遇见垮掉的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也在文革十年中,度过了荒诞的青春期

文革题材:那是“烧焦的稻草味儿”的青春

关于文革的题材,知识分子情怀的导演一般专注于宏大叙事,过于阴冷沉重,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国内未能过审,走出国门也只能在邻居东京影展那里讨点便宜。同样经历过的好演员姜文陈冲转行拿起导筒,突破惯性思维,选择用少男少女的视角来解构这场盛大的荒唐,打造出《阳光灿烂的日子》《天浴》,携手填补了西方人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的认知缺失最严重的一环。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霸气外露的姜文的青春记忆。整个动荡的十年,在夏雨(微博)(微信号:xiayu1028) 耿乐这些一干军队大院高干子弟眼中,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课上,必须在无休止的起哄、打架、拍婆子中消耗旺盛冲动和无聊的该死的青春期。因为如此,它成了90年代反映“文革”题材影片中唯一一部在内地过审的作品。没有语录和批斗,避开了审查的泥淖,但极端时代中成年人人性的黑暗,依旧可以这个微缩世界里找到所有对应,比如最后被众人摁进水里的夏雨。甚至,它还是一个寓言,结尾处欢呼的姜文疾驰而过的那座躁动的城市,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没混录完成就拿到威尼斯竞赛单元的入场券,姜文曾回忆道,那时候都不知道威尼斯的门往哪儿开。2013年9月3日,影片的修复版还在威尼斯“大师经典单元”进行了展映。可以说,它所理解的中国,到今天都没有过时。

因此,很多人为它最终没有拿到大奖打抱不平,其实也可以理解,与垮掉的一代相比,“马猴们”实在是纯洁而幼稚的,那些反战思潮造就的虚无的嬉皮士们,实际上是拥有自己的生活理念和方式,自然看不上这帮只会做白日梦的傻小子们。相比之下,常年生活在西方、思想基本西化的陈冲创作《天浴》,虽然视角非常女性,却自带一种本能的反抗精神。在西方批判体系中,历史留在女人身体上的后遗症,从来都是不能绕开的一个结,而李小璐(微博)饰演的女知青,在一个个象征权力的男人身前弯成弓形的裸体和凌乱的头发,与盼望回家时的天真表情形成的强烈对比,也让文革题材有了这样一个绕不过去的结,这大抵就是它能够获得美国国家评论奖“国际自由奖”的原因。

影展成绩单

1994年 《阳光灿烂的日子》 导演姜文 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夏雨)

1999年 《天浴》 导演陈冲 柏林金熊奖提名/巴黎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90年代电影读懂中国:扛过苦难的中国人再迷失

沉默地抽着烟的刑满释放青年,无所事事晃膀子的山西小镇青年小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90年代

当代题材:到处都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由于事实形态差异,总的来说,欧美文化领域对49年以后的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电影、绘画这些都是带着好奇心,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傲慢与偏见,以致于80年代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不得不以“怪”取胜。也许是厌倦了这种春秋笔法,90年代初导演们开始集体转而注视个体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已经超越这个国家所背负的历史,成为西方世界更加关心的对象。

第四代导演谢飞最早转型,《本命年》不是简单的呈现或阐释,没有温情和抒情,而是直接面对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经济、文化转型期时,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刚出狱的姜文不能与家人和睦,只得孤身一人重新回到社会找回位置,他艰难地做自己不喜欢的生意,寂寞时会看印着火辣泳装女郎照片的杂志消解苦闷,也会因为爱上歌厅歌女而痛苦不堪。梁天面对姜文追问时有这样一段告白尤为经典,“我是工作没劲,不工作也没劲,谈恋爱没劲,不谈恋爱也没劲……”,一语道破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丢失了信仰、却又无法拥抱现实的困苦。这样的年轻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俯仰皆是,他们不是那个经济新闻中GDP飞速增长的国家的主角,而是那个你走过时,就会遇到的那个年轻人。

尽管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都是因为表现中国女人的质朴与艰苦,而两次获得威尼斯的最高奖赏——金狮,但回想起来,这个时代最后最美好的时光,却是彻头彻尾属于年轻人的。

90年代后期,国有制片厂体系全面崩溃,好莱坞商业大片虎视眈眈,一部《泰坦尼克号》横扫华夏大地,先以VCD普及标志私人观影时代降临,紧接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降临,贾樟柯张元娄烨王小帅等独立导演在此崛起。他们的电影以小成本,小视野,私人化、个性化叙事取胜,让吃惯了高档菜的外国评委,一下子找到了新的G点。

他们大多都受到大师电影的熏陶,受自由主义思想启蒙,有文艺青年的精英气质,对现实的深层矛盾无比的敏感,关于个人与人性,热衷于在“私电影”里进行半自传色彩的自我表达。比如贾樟柯显然是受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以及罗伯特·布列松这样追求自然主义和诗性导演的影响,《小武》里晃着膀子游荡在县城里的王宏伟,找不到存在感和被人尊重的感觉,却觉得自己是手艺人,最后被拷在街边被人围观的细节,都无不让人想起《偷自行车的人》《扒手》这些经典名作。打破东西方文化壁垒,与世界接轨更是他们的共同追求,堪称摇滚青年的张元,藐视成功,独立前卫,从来不惧商业的压力,肆无忌惮在电影里表现同性恋、摇滚乐这些西化的元素。这种自由与叛逆的精神,最终让他们在文艺片遍地开花的欧洲获得了重视。

影展成绩单

1990年 《本命年》 导演谢飞 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2年 《秋菊打官司》导演张艺谋 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女演员(巩俐

1998年 《小武》导演贾樟柯 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奖

1999年 《过年回家》导演张元 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1999年 《一个都不能少》导演张艺谋 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结语

以文艺青年、全球化青年的意志对抗现实,对抗主流侵蚀,能走多远是未知,但是如果80、90后里面不能涌现出一两个和第六代一争高低的新派导演,第六代将长期占领中国电影国际影展的交椅。尽管他们在商业片领域还没有大作为,但在国际上,他们的作品仍然勾勒着现代中国的模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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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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