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八年来首次开聊:是徐静蕾在帮我

关于王朔,一直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描述。在大众评价体系和在朋友评价体系里的他,是两个人。

一度他被外物所挟,仗匹夫之勇,逞口舌之快,眼光毒,嘴头狠,到处藏否人物,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也有人骂回来。王朔说,我其实乐意别人挤兑我,只要你说的有意思。他对赞美的耐受点很低,比起骂不到点子上,夸不到点子上更让他受不了。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微博),标题是《我看王朔》,把王朔挤兑得够一呛,而且句句扎在穴位上。有读者表示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打听,这篇文章是王朔自个儿写的。

“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我不敢说我调侃你一句我自己没事想溜过去,我一定给自己也找补一句。”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他,但是身边人的评价很重要,就像少年时漫天淘气,老师怎么批评都没关系,不能被身边的伙伴否定。

“我小的时候认为,总有那么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加纯洁、高尚、正确,我先以为解放军是这样的人、教师是这样的人;后来以为作家是这样的人,或者搞文艺创作的应该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好不容易要挤进那个圈子,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结果发现哪里的人都一样,哪个圈子也不比另一个圈子高尚多少。”这是王朔式的幻灭。

理解王朔的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到他的童年去寻找线索。陈丹青说,那么多写文革的作品,只有王朔《动物凶猛》以及改编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捕捉住了文革的那种气息。钟阿城说,《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种清理,《看上去很美》把这种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方枪枪式的童年,就是试图混进主流却一直被拒绝最后干脆顽劣到底,放大一点来说,这也是王朔一生的主线。他曾有一种大院子弟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大院之外的市民都叫老百姓,“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小学一年级之前,王朔一心想成为好学生,那时他聪明,容貌也俊俏,若是乖巧点,满可以成为老师的宠儿。到了二年级,咣当!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了。

他的童年仿佛在那时候被冻住,然后无序的青春期又被拉得格外漫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童年的审美,以及孩童的心性。他喜欢的女孩永远是单纯、干净、带着书卷气息的优等生,没有发育的体态,仿佛是个孩子。

看起来他还将随身携带着这种偏好,直奔暮年而去,“这种口味搁现在变成恋童了。”朋友们已经认不出他十八岁时的照片,镜子里老王瘦了胖了又瘦了,但他瞅自己还跟十八岁时一样,浑不知老之将至。

在他的《我看王朔》里,他像抖包袱一样,坦白了自己的师承。在文学上是雷马克、海明威、约瑟夫·海勒,在电影上是《美国往事》、《夏日恋情》。然后,为了自嘲,他拉长了这一名单,又添了许多朋友:梁左、冯小刚、姜文、李晓明、叶大鹰……

语言上的师承也其来有自。“我的京味儿跟老舍不一样,老舍是旗人,讲的是官话,官话讲究文雅。我的语言来自北京朝阳门城墙根下听来的北京市井土话。”部队大院儿里人来自五湖四海,其实并没有说“京片子”的人,当他听到纯正京腔的时候简直被迷住了,老北京话俏皮,爽利,夹杂着大量脏字,粗鄙而又极其生动,野气扑人。

他自知不擅描写,最大的特长就是对话,及至看到西方的对话体小说,就明白这活儿自己也能干。“从没觉得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能力、是一种才华,也不觉得可以靠这个谋生,就跟说话似的,谁不能写啊?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活着的作家,没有一些人在写作,书都是死人写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在于,在他们之前,有一个长达十年的文化断档,处处都是空白点。

那又如何?好作家原本不世出,几百年才有一个。在他心目中,中国配称得上天才作家的,寥寥。屈原是一个,高过李白;李白算一个;杜甫算半个,主要拼勤奋,低于李白;然后《红楼梦》的曹雪芹当然要算一个。

用一只手就数完了。

在万人空巷的《编辑部的故事》《渴望》之后,大众以为王朔已经跻身“主流”,连王朔自己都产生了同样的错觉。但很快,事实不露痕迹地教育了他。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他曾经是个“痞子”,也将永远是个“痞子”。当时他的好友郑小龙是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正猛招人,冯小刚赵宝刚都是那时候被办进去的,一跻成为“公家人”,只有王朔始终被档在门外。他第一次当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国内被禁演,他改编池莉的《一去永不回》在97年“清理精神污染”被认为宣扬“灰色人生观”,审查被毙。王朔因此掷下笔,去了美国。

“痞子文学”这枚标签深深触怒过王朔,“合着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们说我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如今,走在从“知天命”到“耳顺”之间的老王,开始懂得用另一种方法为自己正名:“氓,民在野。集疏‘美民为氓’通疏,男子不相识之初称氓,约与婚约称子,嫁则称士。”所谓“流氓”,既美且野,自由而单身,美男子是也。

他曾经常常从同一个噩梦里醒来,梦见自己中学毕业,离开军队,但是地方“不包分配”,即将成为无业游民。这是一个前半生都在组织高于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的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是这些年,他早已彻底摆脱了这个梦魇。用传统定义来看,他依然属于“无业游民”,不受雇于任何一个单位,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依然是“民在野”。一生在主流之外,一开始是一种被动,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自觉,他也因此一生都保持住了一个独立的姿态。

有一些在特殊年代有特殊意义的动词,到现在仍然催动他的泪腺。比如黑鸭子组合唱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呦,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他曾经因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被关押过,也曾在另外一些夜晚目睹过流血。他长时间反思自己的身份,并试图理解自己的父辈,作为部队子弟,他觉得“解放军”之光荣就在于“解放”,而“解放”意味着反抗。“新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确实是推翻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他的理解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实现有其先后顺序,错乱不得。

反抗相对容易,但反抗之后的建立艰难又漫长,正如怀疑的洪水漫过,在废墟之上我们选择继续相信什么。他把他的所有阶段的思想感情,都安放到了他正在写的这部史前小说之中,在那里,他将颠覆许多既有成规,随人类的非洲始祖开始一场观念的历险。

“我庆幸我这一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的王朔,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如果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垮掉的一代”,王朔可算是一代宗师。“垮掉派”的思想轨迹都因循一条“疏离——反叛——迷惘——寻找——宗教”的路线,就像艾伦·金斯堡在日记里写道:“诗人成了先知。各种形状的爱、受苦和疯狂。他探索自我,在自己身上用尽各种药物,只保存了最根本的感觉……”而王朔的个人生活轨迹更像美国另一个反英雄的写作者塞林格,后者盛极而隐,避世而居,年轻时摹写叛逆,老年作品归向哲学和禅宗。

寻遍老子、释氏、基督……王朔没有归顺于任何一个教宗,但他确实长时间沉溺在世界观的探索之中,这些探索,写进了《我的千岁寒》,更多的将在他正写的这本新小说里体现。

他承认,作为一个写小说和编故事的人,自己总被白日梦和戏剧感包围。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幻觉,他看见自己无数次被粉身碎骨,像炸弹的碎片一样被送到世界各地,生生世世。一个威严的声音在高处向下逼问:你为什么反对我?!

“我不需要启蒙开悟,我是自证自悟。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了,我就是撒旦!撒旦是谁?撒旦是破坏者、挑拨者和告密者,这正是我干的事儿。我命定了要干这样的事情,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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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uanwu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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