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八年来首次开聊:是徐静蕾在帮我

我庆幸我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

朔爷已经N年不接受采访了。

终于要采啊。他开始犯点儿焦虑:在哪屋聊呢?家里平时太乱,这还得收拾。这屋暖气有点儿不太好,会不会把人冻喽?电表该买字儿了。记者怎么来?怎么走?拍照不拍?怎么说话?有什么不当说、不能写的,可别又捅娄子了。

记者日子也不好过。虽则是,朔爷撂过话,见了女记者他多少客气点儿。但访前功课,网络视频里排名靠前的,十之八九,点开就见他掐着点儿腰,食指和小指比过来,气哼哼地,骂记者。镜头外有道声音在自我申辩,分明也是一女记者。机位架得不错,王老师的手指都快直戳破镜头,从电脑里向我伸出来了,“我告你你们记者不带这样儿的”!——我就这样完成了颇具正能量的访前心理建设。

及至进门,坐定,喝茶,开腔。他瞅我一不擅长说好听的,二不事儿逼问八卦。我瞅他和眉顺眼儿笑模样,目测断无掐过来的危险。聊的和被聊的,才都暗暗松了口气。

录音笔突然坏掉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仿佛是要刻意给个机会佐证,当王朔平和起来,是多么好脾气的一人儿:

——“真实不重要,你凭印象写吧。”

——“可是,印象主义不是这么诞生的。”

——“小说是这么诞生的。”

他答应再聊一次,“你带个好录音笔来。”于是我去了。这次,我们又聊了七个小时,我兜里揣了三个录音笔。

关于爱情——爱情是惊鸿一瞥从此不知下落

记者:你很久不出山了,难得最近接了这么多戏的编剧,尤其是徐静蕾《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我奇怪你选这戏的标准是什么?就为帮朋友?

王朔:不是我帮朋友,是朋友帮我。写小说慢,我得靠写剧本挣钱,解决生活问题。

记者:徐静蕾说,如果以后她还拍文艺片儿,她就拿一DV拍了得了,进院线公映似乎只有商业片一条路,因为投资太大了。

王朔:而且中国能接受的商业片也没多少,还有好些商业片类型咱们压根拍不了。能拍的,狗血喜剧是一路,只要政府能接受,也不用写得太高级,写得太高级反而影响卖。我自己就基本不进影院,国产电影基本不看,那些人和事都太简单了吧,都是给小孩儿看的,我这岁数就别看那个了。

记者:《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讨论代替了对爱情的讨论,这应该不是来自冯小刚,而是来自你。

王朔:爱情故事说穿了无非就是欲望,欲望就要么是满足了,要么得不到满足,写来写去,也就这么点事儿。

记者:老徐这个电影,80后90后的爱情故事,恐怕更加不是你的菜。

王朔:电影主要还是导演的作品,编剧只是一个工具,负责提供导演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要畅销的话,聪明的爱情故事,我还能写,但是我兴趣不大了,我不信那个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写那个。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写,我可能还会写爱情小说,但是我会把它写得特别的惨,特别的黑,那种玫瑰色的我现在写不出来

记者:你年轻时候写的爱情也不是很玫瑰。

王朔:我觉得那个确实太欺世盗名,我那时候也并没有那种体会。我对(爱情)这事儿不熟,严重不熟!我没谈过什么恋爱,我所说的当然是用的最高标准,可能我也是被更早的文学作品给晃了范儿了,认为存在那么一类最高标准的爱。当然我们那一代也很鄙视小布尔乔亚那一套,我觉得送花儿这种事情特别恶心,我觉得根本不需要那么表白,而且那个字儿也根本不需要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是了。

记者:你曾经说,你的爱情小说只能指给大家看一条鱼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大家,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你说的就是爱情吧,早年你小说里也写到过某个外国电影表现爱情很高级: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败给了时间。

王朔:我也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让我念念不忘的都是惊鸿一瞥。就是火车上看了一眼,从此不知下落。有一年在我青岛当兵,从青岛回北京的火车上,车厢里有一批北京女兵,其中有这么一位,我就这么看了一眼。后来我去餐车吃饭,突然听见有人说北京话,发现她就坐我背后,我也没敢回头,只觉得头发丝儿都有接触的感觉!我就胡思乱想了一晚上。到了北京,我们一起下地铁,就在一节车厢里,中间隔几个人,我也不敢看,只敢从玻璃里看她的影子。后来我在国防大学那站,玉泉路下车,她继续往前开,再后面没有部队大院,只剩北京军区了。后来就再没见过。

这个印象特别深,记一辈子。我可能有点制服控,我记得的几个惊鸿一瞥,都是穿军服的,要不就是白大褂。尤其那种海军的蓝军装,无沿帽,我觉得老式蓝军装特别简单,特别称人,不像现在的军衔显着乱,那时军衔特别简单,就两块红的配着红五星,特别好看。

记者:细节记得这么清楚,可见惦记得很深。

王朔:就成为我白日梦的一部分了。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候等车,还会觉得自己在那个场景之中。

记者:这种偶遇,连话都没说,只是人群中看了一眼,怎知不是错觉?你看中的就是容貌?

王朔:怎么主动说话呢?不好意思,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也不光是相貌,是那种眼前一亮的明朗,而且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沉着,你就觉得,你无论如何也引诱不了她。

当然可能真认识了也就那样,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会把这些都掩盖掉。但是有这些(幻想)也影响我正常生活。日常生活总有不如意的地方,你觉得这日子过得他妈的没法过了!后来当然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了。没有这样的女孩了。我们原来大部分的女孩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代,可能我自己相对单纯,就想像不到更复杂的东西。

现在你看街上那些女孩都打扮得,眼睛里都有欲望,没有我们八不(他的猫)这样的眼神了。八不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眼神了,八不刚来的时候,眼睛明亮,清澈,特别可爱!现在我们八不的眼神就是怨恨地看着这个世界。

记者:所以眼看这爱情戏也是没法写了。

王朔:爱情是个瞬间状态。一见面,就落在日常生活里了,日常生活能出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成了互相容忍了。

关于猫咪——那一晚上不知道遭遇了什么

记者:你的猫为什么叫八不?跟八荣八耻似的,这“八不”是哪八不?

王朔:没那意思,这猫朋友送来时已经有个名儿叫“bubble”,我不能老管他叫英文名儿吧,所以改了“八不”。以前我特别不理解你们女的,瞅见小孩就盯着看,一边看一边傻乐,现在我看着猫,就跟女的看见孩子一样。八不是个男猫,多多是女猫,都是美短折耳,据说一窝猫只能生一个折耳。男猫漂亮,女猫不漂亮,八不特别不见外,多多的性格就像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儿,不愿意见人。

八不刚来的时候特别可爱,眼神明亮无邪,现在他做了手术,自卑了。送来长到一岁,发情,在屋里到处滋尿,我所有的踢脚板都用毛巾擦了。有一天晚上还被女猫给勾走了,把我给急死了,以为他丢了,第二天正在那贴寻猫启事,就看见院里进来了一只大黄猫,再一看,八不回来了,躲在空调和墙之间,在那自觉羞愧。他的坏朋友追过来了,不让他回家。那坏朋友一看见我,腾一声就跳上墙跑了。他回来以后,眼神就变化了,从此就不天真了,也不知道那一晚上遭遇了什么,真的。

记者:知道成人的秘密了。

王朔:后来一岁了,带他去打防疫针,那女兽医特别讨厌,捏着我们八不的睾丸,说这得做了,不做他会被女猫给勾跑了,我认为她想挣钱,但这一下把我给说着了,要不然我还真下不了这个狠心。就做了,做了以后就特别可怜,出去经常叫小野猫打回来,自己不敢走远了,就在前面这个小院里转转,听见一个动静就往家跑,胆小了,他打不过人家了,常常眼角带着伤回来。

女猫没做手术,不敢让她出去,我怕她出去叫人给霸了,回来一生生六七个你说我怎么弄?多多每年发几次情,发情时挺可爱的,躺在地上,难受得蹭腮帮子,追着我们八不。别!还是别配对了!他们再生无穷的孩子,在这个世上,活着就是混!送人也不知是个什么遭遇,我也不可能给他们子子孙孙无穷尽地管着啊。

等我写完手头这个小说,我可能会再写一个关于猫的小说,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永远是小孩儿》!

关于电影----床戏也可以待在床边什么都不干

记者:姜文的《一步之遥》出来,朋友圈里一影评人说,这部电影密到漫出来了,编剧太多,王(朔)老师和廖(一梅)老师不能同时当编剧。

王朔:我当然觉得还是故事上受了很大的限制,写的时候就带着好多套套,这儿不敢碰那儿不敢碰的,妓女选总统就怕人家怎么着,东躲西躲地编一个故事。

记者:姜文的上一部《让子弹飞》出来以后很多人说政治影射。

王朔:子弹飞是个英雄片,马走日是个反英雄片,反英雄片就特别不好拍,老百姓也不太认反英雄片,这次《智取威虎山》好评就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片。反英雄片其实比英雄深一点,可是一般观众不要看那样的东西。

记者:可是你一直以来写的东西都是反英雄的,大众接受度不是还可以吗?

王朔:我当然一直反英雄,但我写的东西最多就是个文艺片,不可能太商业。商业片反英雄的很少,除非像美国商业片那样,以英雄的方式来反英雄,或者说反主流、反体制吧,根本上还是英雄主义,憋到最后拿一杆枪跟全社会拼了。马走日是憋到最后给社会给毙了,翻不起来。我觉得其实从文革结束以后就都是反英雄的写法,八个样板戏是英雄的写法,后来就都不是了。现在这个经济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反英雄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平庸也在这儿。

记者:作为编剧,你怎么看待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王朔:中国的电影审查没个准谱儿,而且老有一些无聊的人给广电总局写人民来信。所以我们常说,不怕审查严,就怕审查没标准!一旦没标准,什么都变成主观判断。为什么中国的电影审查是严一阵松一阵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边界在哪。拍电影的人都淌着那个边界走,环境松了大伙就一起往前拱拱,这一拱就又不知道哪个电影捅娄子了,或者被人民来信了,或者被领导点名了,然后就又突然收得很严。永远来来回回在那儿拉锯。要是你审查立法、电影分级,不怕你严,不准露胸不准接吻不准上床不准婚前有性行为,这些都有辙能解决,都有各种电影手法绕着走,对吧?以前没床戏也能拍出好电影,床戏也不光就是上床,也可以在床边什么都不干然后谈人生谈理想。

记者:九十年代你突然停笔的原因是什么?据说当时你想自己拍电影,结果被毙了。

王朔:我把自己写恶心了。有几年我几乎没出去门,我天天把自己憋屋子里写各种约稿,写残了。我没有生活,我把我生活里所有的素料全都写光了,而且我还特别无耻,为了写点小说,把周围朋友的秘密和故事都抖完了。那时候觉得书可以老了玩不动的时候再写,趁年轻不玩儿亏得慌。那时候我周围人有好多去了美国,回来就问,你去过美国没有?哎呀你连美国都没去过,我告诉你美国是这样的……这太讨厌了,所以我就去了美国,然后我回来我也那样!

《我是你爸爸》剧本其实是电影局通过的。到了1997年清除精神污染,重建精神文明,北影厂毙了一批片子,不光是我们的。在这之前的1995年是中国电影的大丰收年,那一年出了多少好片子,“阳光”、“红粉”、“外婆桥”、“红樱桃”……接着就萎缩了。

记者:这一下把你的导演之路给堵了。现在跨界导演特别热闹,比如徐静蕾、徐峥(微博),你还会去当导演吗?

王朔:其实当时拍《我是你爸爸》的时候现场都是冯小刚在执行,当导演太苦了,全是张罗一大帮人的杂活儿,这些年我尽看着他们受罪了。而且这电影要是不宣传我还愿意拍,这电影要宣传,到处给人看,商业有点可怕,你就得给自己吹牛逼。

当时《编辑部的故事》上映时反映不错,记者采访,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好。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好,这是应该的谦虚。结果剧组和广播局的好多人跟我急了,说你怎么能说不好呢?当时还没有市场票房的问题呢。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我要说自己好吗?你就算救了一条人命,你也得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你也不能说我就是特别好特别高尚啊!那件事给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你参与一个集体创作你不能说自己的东西不好,但接着我就看到很多人真的说自己的东西好。

记者:说着说着把自己给说信了。

王朔:我确实见过好多作家,导演,包括演员,真认为自己天好!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导演我相对还理解,他们担的责任太大了,特别是现在片子要卖钱,卖完之后大家小圈子里头说一点,大家还能接受,刚拍完,复杂的操作过程,我认为拍戏是一个减分的过程,咱们国家电影制作水准还不是工业型的,还是作坊式的,处处都不那么完备,要凑一个特别强的剧组,有这样能力的导演特别少,拍的过程中受各种限制一直在减分,所以电影出来以后,导演脆弱。可是作家、演员你的劳动和创造完全是你一个人控制的,你可以拒绝批评,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对自己有杆秤,您再糊涂也不至于觉得自己天好。

关于活着——活到四十岁谁也不许再往下活了

记者:据说您年轻时候也接受全国数百家媒体采访,按您的自嘲,也有“唯恐自己红不透,唯恐自己的声音不能传遍千家万户”的时候,您那会儿给自己吹牛逼不?

王朔:哈哈,我觉得比较公正的评价就是我当时比较轻狂,我可能也有吹牛逼,但我守一个很严格的界限,我从来不称自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作家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也接受一个比较宽泛的标准,任何人只要你开始写你就是作家,这叫平等。但我小时候认为,作家还是有一定成就才能称作家,或者别人称呼你作家,自称作家就涉嫌不要脸。

还有,我不是意在攻击别人,但小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将来千万不能这样:比如说题词,比如说去大学讲演,比如说自封为大师,或者别人称你大师你欣然应允,岁数挺大了还出来招摇,我说我老了别那样。

有时候你会忘了好多年轻时候对自己的承诺。我十岁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小孩发过两个誓。有一个我已然没遵守,就是活到四十岁谁也不允许接着再往下活了,老了讨厌。这个不知不觉就腆着脸活过来了。还有一个诺言就是咱老了谁都别出来现眼了,咱们别露怯。我小时候看着很多老先生走道儿都不太会走了,后面有一个勤务员提着他参加各种活动。还有一些老作家出来说一些不着四六的话,我说的不着四六是跟他自己的创作没关系的话,成了一个名人,成了一个老演员,还有人把自己当成精神导师灵魂导师,我说咱们可千万别那样。我觉得那就叫寒碜。

记者:现在依然有很多老作家老导演们长期雄踞舞台不肯退场以每年一部的速度生产烂小说和烂大片,证明自己存在。

王朔:《红楼梦》里王熙凤说老年人爱热闹,所以她挑戏都挑热闹的。但我觉得不是所有老人都爱热闹吧,老了还到处赶场子。有的人自个呆不住,他得跟别人呆在一起。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小过集体生活,到老还要一群人呆在一起才觉得安全。能自己待着,是一种能力。我原来也是跟一大堆人待在一起,但就没待习惯,越来越不习惯。你经常喝大了,所谓人群中的孤独,你自己其实一腔心绪,但是现场的人跟你没关系。当然不是说化解孤独的手段就是要倾诉,或者要找到知己。没有人能够安慰你。你发现生命特别有限,世界特别虚无,谁能安慰这个事儿?

记者:一陷入虚无,集体生活就更没意义了。

王朔:对,就全部变成应酬了。后来我觉得能写小说确实是对我是一个帮助,就跟会一件乐器似的,你就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了,你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儿。

关于写作——我的人生观里没有为文学献身的设计

记者:你在写作上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变化过吗?

王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好,我只知道什么叫寒碜,你就躲着寒碜写,别写得特恶心就行了,我写作就这么一个标准。现在我也不敢说我知道什么叫好,不过对一个事情我现在会有两三面的看法,事情没那么简单。就以分分合合为例子,现在就不觉得合就一定是好,分就一定是不好,总会把那个事情想的复杂一点,这倒是我现在写东西的乐趣。

记者:小说里的情节会始终折磨你吗?

王朔:小说也不是每个都一样。小说是你看到那个可能性、你摸索那个可能性的时候它不断地折磨你,你写了那句话,然后你脑子里不断地在复盘,突然又蹦出一个句式更合适,就特别折磨。原来我小说也不这样,就傻想,就一条道走到黑就完了,走不下去就停,现在反而……

记者:现在写作反而比年轻时更难了?

王朔:我倒也不觉得是更难了,而是你处理的题材更复杂了。我年轻的时候写小说,我就只想好第一场:这男的跟女的在哪里认识的、怎么认识的,这个对我特重要。把这个想好后,再起一名儿。起名儿特费劲,起不好名儿我就没法写。完后就顺着往下走,走到哪算哪,这过程中间就把人物也交代完了,线索也铺陈完了,该打的脸也打了,一口气下来,三礼拜、一个月也能写完。那时候拿手写,没有改的条件,一改就得绞小稿纸贴,非常麻烦。当然那时候人也没现在复杂,知道的事儿不太多。知道得少,知道多少就往上搁多少,你自己想不到还有别的可能性。

记者:有没有现在回头看看觉得有点寒碜的作品?

王朔:我自认为,给自己吹牛逼叫寒碜,自嘲什么时候都不寒碜。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但是这里面有写得次的,没什么感觉胡写一个,这个有。原来写过一堆,原来应约给杂志写稿,胡他妈写一些推理探案集,拿一个官部案例集在那里胡写。给《啄木鸟》写的,写了两、三个,后来为了出集子,要凑够数,一共写了六、七个。这就算没心没肺的写法。还有类似于《永失我爱》这种爱情小说,这都属于胡写。谁知道工人是怎么谈恋爱的?都是想当然的写,写过些次品。

记者:单立人系列确实一般,依我看,你不适合写推理。

王朔:我看过一阵子阿加莎·克里斯蒂,我脑子不是特别理性,我没办法事先想清楚了,把逻辑搞得特别圆乎。写着写着就跟着人跑了,经常不能自圆其说,自己都觉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记者:你可以写作的范围其实很窄。

王朔:是!我还特别不屑于写跟自己无关的。经常有人说你可以体验生活去,而且都是那种特背的、特偏的地方,特别特殊的行业。我第一个当兵开始写的小说就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解放军文艺》跟我说,你应该下到潜艇部队,深入生活20年,你能写一个特别牛逼的,当时苏联有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叫《潜艇紧急下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小说,你可以写。我当兵就在码头上,旁边就是潜艇码头,潜艇太苦了,都坐在一个罐头盒子里,我干吗要呆那么一个地儿20年就为了写一小说?这跟我的人生观冲突!我的人生观里没有为文学献身的意思,虽然我那时候对自己的人生也没有什么设计。

记者:你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第一个小说是《等待》,我没看过,写的是什么?

王朔:就别提那个了吧,20岁写的,我现在认为那个写的就有点寒碜。我是觉得,我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我把自己弄明白就不错了,大家自己是怎么回事自己都没弄明白,都活在一层皮儿上。我就算够能内省的了,现在我对自己还有一知半解,早先我连自己怎么回事都不明白。早先我到一个地方,人家问我说,你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吗?把我问懵了,我说:是。结果人家就给我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后来我发现我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可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

记者:那时你多大?

王朔:三十多,快四十岁了。之前就一直生活在热闹里,大家都以为我是个爱热闹的人,我看上去在热闹里也很自如,很高兴,我也被自己晃了。但是在热闹里,我一紧张就会有点攻击性,或者开玩笑,或者尽快把自己喝大了。你在人群中会下意识地取悦别人,比如一块儿吃饭,别人都不说话,你不能接受大家都闷着,你就得说好多话儿,都是取悦别人,你自己的不舒服都被那种表演给压住了。

关于牛逼------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巨牛逼的东西

记者:说说你现在写的这个小说吧。

王朔:我91年停笔之后,不知道下面写什么,我想写巨牛逼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巨牛逼的是什么。中间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就特拧巴,没有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写一个跟我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于是写了《看上去很美》,从我的幼儿园开始写,是不是这个?写完我发现不是这个。直到我找到现在这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结构,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这个结构特别合适,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倒自由了。

记者:这个故事最初的框架是怎么来的?是你那几年佛经、道德经、高中物理以及幻觉综合作用的产物?

王朔:中国其实有文字的历史没多久,没有文字之前的史,只有一些非常零碎的线索,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它们的思想透露在《道德经》里头。史前史里有巨大的空白。想搞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特别有意思。谁都别跟我说你们懂这个!在这之前都是失传的!科学已经发现人种都是衍变的,白种人黄种人都是后天因环境需要进化得来。人类最初的迁徙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是完全无目的?母系社会最终怎么被男人夺了?……我就想写一群女的,从非洲一路走来,最后在我们这片儿地界扎下了根。

记者:这小说你前后拉拉杂杂地写了九年,中间多次停顿,有一口气接不上来,或者对这故事产生过怀疑的时候吗?

王朔:没有。我原来的写作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原先的写作完全是以个人生活为脉络的,断了就不在了,现在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架构,中途写写停停,也断不到哪儿去。

当然我最早先开始写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故事,写着写着变成现在这个了。我中间改过好几次。我自己看的时候不太相信我自己的感觉,改的时候觉得,这个小说已经超出我自己的能力了!我在里面还编一个中国的假圣经,杜撰古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杜撰得太好了!人的幻觉有三种层次,一种是视觉经验,另外一种是你世世代代所受的文化记忆,还有一种就是洪荒世界,你不在这儿了。我在幻觉中见到洪荒世界,我本来特别不擅长描写场景,但是写史前,写到高兴的时候我完全没障碍了,我就在那儿,我全看见了。

“三坟五典”虽然都失传了,但是“五典”里头有两个,“尧典”和“舜典”在尚书里头还有,他的大意在里头。我不太杜撰那个,那个有点像文告似的,但是关于“三坟”,《道德经》里有好多话没说尽,没说干净,太像摘抄了东一句西一句的,尤其是它里头讲“道”的那部分,我就有一个逆引申,用一些现代物理的语言把它拆开。我其实古文不太好,用古文的时候给我累到我了。“八索”和“九丘”我把它们变成民歌集,我把它变成民谚,还得捏造一些成语,因为史前没有成语,成语都是以后形成的。我采取了一个无耻的写法,我从木心那里学来的,就是写古民歌的时候,有时候我实在押不着韵,我就找一个同音的,笔划特别多的字儿,把它当成象声词来用。《诗经》里好多象声词用的都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把它搁在那儿,一方面也押着韵了,一方面也增加它的古朴劲儿,这个帮了我很大忙。很多古民歌用比兴的方法,拿流水比人心啊什么乱七八糟全是比的,差不多三段式的笔法,那个我基本上吃透了,我在小说里伪造了很多古籍。我也不想写得太规矩,我想还是要有玩笑在里头,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最好让人看出你有不正经的成分在里头,一正经就处处是问题了。

记者:听起来是一部巨大的戏说史。

王朔:这中间有好多地方我写得特别扯,有那种历史庸俗化,但我认为我的大枝蔓是对的。我还没有把神话当成历史一部分,我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无神论的一个世界观。早期华夏历史流传本来就是以讹传讹,没文字的时候更没谱。几百年几千年地这么传,一定会有神话的部分,动不动就是人活好几百年。比如说黄帝800岁,黄帝是部落联盟首领,是一个职务,中国一直到文景之治还有好多人以官职为姓呢,所以黄帝前前后后可能都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不同部落之间,音信并不通,他的事情在流传,大家就觉得他还活着,活了几百年。那时候历法也不是很清楚,人也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

所以你看,(华夏史里)好多过分反常识的,一旦落地了非常荒唐和可笑。我认为我在这部小说里冲破的观念特别多,基本上把所有的观念都颠覆了。

比如说里头讲到兵法,我就逆着说,古代有一个圣女娲兵法,再古代还有一个圣女昌兵法。我按古代的武德来写,宋襄公那些“半渡不击”、“二毛不擒”就遗留了一些古代的武德,非常讲究光明正大。孙武子写了《孙子兵法》之后,儒家批判他“兵行诡道”,儒生认为,秦是虎狼之师,杀战俘,打仗特别不规矩,秦以后人心坏了,打仗才打成这样。所以我在小说中追溯过去,过去母系社会,有一种女式打法,打仗就跟体育比赛似的,得公平,不带偷袭别人,不带以多胜少,行兵家之道,那个就叫胜之不武。

记者:小说什么时候能出炉,现在可以预判吗?

王朔:标题已经有了,我想到一特别得意的标题,但你不能写出来,我怕人给我用了。不要提前透露太多。应该是三、四十万字的小说,现在已经有了二十三万字。冬天是季节性的颓废,总得等明年开春,才有再写飞起来的可能。这事儿我不着急,也急不了。

记者:你原来自嘲说,要逼王朔写出好小说来有一损招儿: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差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现在你也算退隐了有20年了,你觉得你这部小说有戏吗?是《飘》还是《红楼梦》?

王朔:我当然希望是《红楼梦》,或者就不是《红楼梦》吧,那最好是你们看了以后能说:我操,太牛逼了!可你要是不这么说?哼,那也打击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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