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徐峥

大赢家的规则

刺破文艺青年的幻梦

腾讯娱乐专稿(文/叶弥杉 采访/叶弥杉、猱困困、叶清漪  责编/三替)

徐峥做着采访,眼睛却不时看向桌上那一堆晚餐遗迹——在完成一场发布会和四场采访之后,他得到了20分钟的用餐时间,这个中秋节他仅有的、属于自己的、吃一顿外卖的时间。饭后除了接受腾讯娱乐专访,他更需要用一个晚上,满广州地跑完四个影院。

忍受了约三分钟,他终于扯出一团卷筒纸,擦起桌子上的一摊油腻。由此一发不可收,他给每个饭盒盖上盖子,与饮料杯、旧纸巾等一起装回外卖袋,用一块餐巾擦桌子,并且在折叠之后又擦了一遍,最后把之前让了位的果盘挪回桌子中央。

“这样就舒服多了。”他如释重负。“刚刚看着很难受,一定要处理下。”与其从小处将徐峥理解成一个擅于家务的上海男人,不如放诸宏观,理解成一个对合理秩序有着强烈执念的人——强烈到相比批评,他更愿意亲力亲为去建设。

他所做的工作一直溢出他的职位,或许是太了解环境对人的掣肘,先抹干净整张桌子,才有空间做自己那一份事。做演员的时候,他被视为一个没有具名的执行导演;转型导演自是顺势而为,然而他所做的实际工作,让我们明白了没有互联网思维的导演不是好产品经理;如今他的第二部电影正在上映,导演之类的常规头衔已不够涵盖眼前这个徐峥:作为第一出品方,他已经将自己那份电影票房分成卖给他控股的上市公司,由此跳出了票房分账的玩法,轻松坐享资本增值。

他是那种在各个时代与行业都将成为赢家的聪明人,平衡各种关系各个流程,并致力于既有条件下可以达成的最大规模的合理化。在如今人人都能论证出一堆问题的中国电影业中,徐峥不是坚决的对抗者,也没有无条件臣服;不是只带自己玩的艺术家,但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电影仅具备娱乐功能。有时候他牺牲一点深度,回归商业片主流价值观,比如用回到家庭解决一部电影前89分钟遭遇的所有的囧境。有时候他又宁可少一点笑料,却一定要夹带一点私货,比如一个70后不曾放弃的、在喜剧片里不时发表人生感悟的尝试。

 “我不是徐来。”他向腾讯娱乐解释,“我没有固步自封,认为自己就是文艺青年。我能接受现实,并在现实里找到我自己的方式,慢慢走到了今天。”

 

大赢家徐峥

导演徐峥今年的中秋节在宣传中度过。早上他从前一站厦门飞来广州,下午做完《港囧》的广州发布会,等着他的还有两场群访两场专访。他穿一身极正式的双排扣枪驳领西装,坐在流水的记者面前,身体微微前倾,每个问题都予以长时间的、妥善的回复,哪怕在这部电影漫长的宣传期里他已经无数次重复过。

采访之外他也配合记者们提出的其他要求,录影、拍照、逐一给他们的《港囧》月饼盒上签名。合影的时候,这个大众观念里以喜剧演员起家的导演,如布景板般严肃地站着,虽然没有流露出一点点不耐烦,但也没有额外供应些许职业微笑或亲昵举止——在这样的场合,他只提供一个能满足需求、也保持自我的最基本配置的徐峥。

就像他的电影。

他的《泰囧》保持了两年多的华语片票房纪录,至今被作为成功案例阐释中国的本土喜剧乃至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但《港囧》固然票房走高,但相应的是口碑实在见仁见智。在许多评论中,主题驳杂是错,怀旧煽情是错,笑点“低俗”是错,了无新意地回归主流价值也是错。或者说,这都不是错,没有满足观众预期的徐峥才是错。

徐峥“徐布斯”徐峥“徐布斯”

然而徐峥看来,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如果我把《泰囧》拍的足够好,也许就是一部悲剧人生的电影,而不是爆米花级别的电影,那我再拍出《港囧》,是不是就觉得很正常?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喜剧导演,搞笑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完成我想拍的主题、想塑造的人物。”

为我们目前的大银幕祭上一出“悲剧人生”,不过是说说罢了。虽然他很长时间沉浸于先锋戏剧的表演快感,虽然这三年经手的案子里,他确实更偏爱一个黑色内核的、探讨人性与死亡的故事,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港囧》。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令人理解的选择:保险稳妥,前景可期,就算不是《泰囧》续集,至少也能继承存档——12.6亿票房、3900多万观影人次的群众基础的存档。这也是一个非常容易令人理解的徐峥:懂得市场,服务用户,技术过关,意识过人,面面俱到,有效实现效益最大化。

早前财经媒体的报道形容他,“通过炒股、炒期货、收藏古董和投资林业,徐峥几年下来的投资回报远远超过了演出所得”。总结《泰囧》成功原因的时候,这名导演已经被视为优秀的产品经理——对从生产到营销各个环节的有效控制。现在到了《港囧》,我们甚至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职位来界定他:除了导演、编剧、主演这些常规title外,徐峥同时也是大老板:他与陶虹的真乐道公司是电影第一投资方、制片方。

更非常规的是,手掌翻覆间,徐峥已成为了资本市场大赢家。电影上映之前,徐峥已将真乐道拥有的《港囧》47.5%的票房净收入收益权,作价1.5亿元卖给香港上市公司21控股。作为“囧”系列这样的超级IP的持有者,这个价格与其说体现他对《港囧》票房的估计保守,不如说体现了他的合作诚意:今年5月,徐峥已以0.4港元的白菜价认购21控股股票1.75亿港元,以19%的持股成为21控股的第二大股东——参考当年《泰囧》上映后光线股价一度飙升,如今这场交易的预期不言而喻。

这甚至还只是第一阶段。借壳之后,21控股将改名欢喜传媒,主营业务将从物业代理转向影视制作,而徐峥便是公司建立“排他性合作”的导演之一:公司将用5.2亿港元开拍6部电影,徐峥及宁浩将负责其中的三部,他们不仅将根据项目获得每年上限为3000万港元的服务费,还将享有持股的股息。

这是这个聪明人挑战目前票房分账的方式。按照38%的制片发行分成比例,《泰囧》的12.6亿票房带给光线4.7亿的收入,而徐峥得到的只是其中的10%。这位导演未必满意各方一切再切终于剩给他的一角蛋糕,但以他的精明实惠或骄傲自持,才不会抨击制度,或嚷嚷吃亏。他宁可等三年时间,再来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新蛋糕,他自起炉灶、自给自足的成果。

让我们聊一聊人生

《港囧》剧照《港囧》剧照

当我们理解了徐峥的聪明,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出现这样一部《港囧》:选择喜剧,选择香港,选择老歌,选择把爱情、家庭、青春、怀旧、警匪、悬疑等要素一锅乱炖,无非是为了把观众的趣味一网打尽。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一个聪明人却真心实意非要在自己的电影里和观众聊一聊人生,还是至少五块钱的。

这种迹象在《泰囧》里已初露端倪,王宝与徐朗的对照暗含了他反成功学的主题:所谓的社会精英的人生轨迹是否就理所应当,是否就比常人幸福?

徐峥至今耿耿于怀这个主题展现不够,被人当了喜剧片瞧,“我当时没经验。”他解释。

在他的构想里,如果重拍《泰囧》,很多部分会重新处理。比如当徐朗始终纠缠的授权书与始终纠缠徐朗的坏牙统统被王宝打落之后,他蹲在石头上哭的行为马上引出了下一个情节:一条蛇咬了他的屁股。

“其实那时候徐朗说你先让我哭一会儿,应该就让他哭出来,哇哇大哭,哭得特别伤心,宝宝来关心他,他就在那诉苦,然后再让他被蛇咬。直接变成蛇出来,大家一笑就过去了,在这里错过了一个表达内心、内在的机会。”徐峥对腾讯娱乐说。

在《港囧》筹备过程中,编剧曾做过一版接近《泰囧》风格的剧本,仍是身份与性格迥异的两人的囧途故事,妻子或初恋不过是背景式存在。但被徐峥否决了。“如果我还是拍一部《泰囧》2,别人可能会说我没有突破。我要尽可能去突破。”

突破的方式,是为一个喜剧故事引入一个“灵魂式的核心”。启发他的是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不曾完结的初恋就像魔咒,令许多人付出巨大精力,其实真爱和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就在你身边。”徐峥感慨。

《港囧》因此强化了红白玫瑰的设置。但徐峥并不满足单纯寻找初恋的故事,在他看来这有陷入性喜剧窠臼的可能,于是借鉴了一个同学的经历,他为徐来设计了从艺术青年到内衣设计师的背景,把寻找初恋与寻找初心对应了起来。

《港囧》里的红白玫瑰《港囧》里的红白玫瑰

而徐来与初恋的会面,现实阻力主要落在小舅子身上,对一部喜剧而言,这些情节已经足够展开,但徐峥仍继续设想小舅子若是冰山一角,下面的冰山主体会是怎样的一家人,而一个倒插门女婿又会在其中承受些什么。“让整个故事有一个驱动力,用驱动力推进他往前走,故事里所有附加的代入感,就是希望让观众尽量多的理解他。”徐峥对腾讯娱乐解释。

相比结尾以商业片标准制式精心奉上的“一个中产男人如履玻璃板的平衡与选择”,2046房间那场戏,是徐峥认为的全片核心,一个中年男人终于得到了一个放下的契机:就算完成那个未完成的吻,也并不能解开纠缠多年的心结。

“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做很多选择,有的选择可能带来遗憾,而这些遗憾又有可能影响他对未来的选择。但我觉得,有些结果看上去是你的选择,但实际上它是必然的、内在的,并没有另一条路可以选。”徐峥向腾讯娱乐解释。

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展开仍未到位:“杨伊和徐来说,反正你画得也不怎么样,这个口还应该再放大。徐来可以继续追问:你为什么说我画得不好?我画得不好你为什么还让我一起画?可我本来也是要做艺术家的!他们应该把这个口子撕开,甚至吵起来,这样他才能意识到,我的天啊,原来我想要的那个生活是我的幻觉。”

除了刺破文艺青年的青春梦与艺术梦,徐峥还不忘捎带损一下文艺女青年的集邮生活方式。以导演的实用主义倾向,生活当然不可能在别处,最后的价值回归必然在家庭,中年人蓦然回首,不仅发现身边妻子的完美人格,也发现日常相处里才是爱情。

大悟得道的徐来最后向妻子坦陈,他那根不甘心了20年鱼刺终于被咽下去了。很难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设置,毕竟在整场电影犬奔豕突的笑料中,鱼刺可能的痛感早被稀释殆尽。但这样一个设置,对于徐峥来说,或许说明他如鲠在喉的鱼刺还在,他并没有甘心拍一个纯粹的商业片,仍希望努力使之成为一部独立电影、导演作品,不管在观众眼中,他的努力是否有意义。

徐峥的鱼刺

10月6日,徐峥执导的第二部电影《港囧》上映11天,票房13.29亿,已《泰囧》的票房纪录;他作为第二大股东的21控股收盘价3.7港元,相比0.4港元认购价,资产已增值9倍有余。

无论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他都可被视为大赢家,然而徐峥却说:“如果是一个理想的环境,我就做演员,我还是喜欢当演员。”

当演员是徐峥的那根鱼刺。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认定自己将成为一个演员。当时上海市少年宫老师为儿童剧《考学》挑演员,挑中了徐峥:小时候的他也是一张圆脸,眉毛耷拉,因为自带喜感的长相被分配去演小地主,跟在老地主身后鹦鹉学舌,面对教书先生的考核必然地败给了劳动人民。

在还没有懂得什么是表演的时候,他已经喜欢上当一个演员的感觉:在别的同学苦苦做功课的时候,他可以跟着剧组到处演出。知道上海每个少年宫后台什么模样,是他当年在同学间最值得骄傲的谈资。

顺理成章地,他进入上海市少年宫戏剧班,再大一点在青年宫演出,后来直接在上海人艺演话剧。高二的时候,他在《原罪》里与奚美娟饰演母子,放学后直接到兰心大剧院报到,每天的功课都是在后台做完的。演出结束后,国家一级演员何政军踩着自行车把他送回家。

他从小生活在常熟路的花园洋房,他的曾外祖父当年是拥有水厂和电厂的资本家。然而对于1972年出生的徐峥,他在此地并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文革”中洋房被让出大半,无产阶级进驻,成为上海人艺的宿舍。那样的环境里他从小被教育,“要识相”。

年轻的徐峥,发型醉人年轻的徐峥,发型醉人

这个圆脸的孩子每天从洋房里体体面面彬彬有礼地走出来,走到安福路第一小学,到市二中学,到黎明中学,不时拐到常熟路小礼堂看电影或人艺看话剧,一直走到少年成了青年。他永远只在那几个点里穿行,连邮政编码都没有变过,

起初他也想挣脱这样的生活。1990年高中毕业,他想离开上海,“我希望看的多一点,不然总是井底之蛙的感觉。”他对腾讯娱乐说。

但那一年中戏只招新疆班,他去北京电影学院南京考点面试,初试就被刷了下来,枉他还感觉良好,放榜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总结理由,觉得可能是形象原因。这或许是他第一次真正触碰现实。

随后他以专业前十的成绩收得了上戏的录取通知书,人生看似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但进入上戏后,他立刻发现自己的弱势:北方来的同学身形高大,相貌俊朗,说起台词字正腔圆,感染力特别强。而学院教育也令他不适,入校时他的阅片量可能已超过一般的大四毕业生,见惯了世界级别的实验戏剧,回到学校,却仍只有一板一眼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参照体系不断延展丰富,他觉得不必惭愧自己的短板:优秀的演员单藉由身体语言,便能展现一种情境一种状态,舞台对他们而言是一个自由的表演空间。“只要表演对了,台词自然是对的,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观念很可笑。”徐峥曾说。

徐峥表演话剧徐峥表演话剧

以他的聪明,一方面维持在学校的考评体系中的优秀生地位,另一方面,坚持以自己的戏剧标准要求自己。1994年毕业,他顺利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排《雷雨》,演演《商鞅》,他觉得确实磨砺了演技,但日子久了,“没什么意思”。

而在这个闲散的、恒常的、尾大不掉的小环境之外,外面世界却在高速运转,一些人被时代的风卷入核心,另一些人则被抛在外围。这一年中国经济进入了转折年,中国摇滚唱进了红磡,而进口分账大片终于重回中国。有些传奇式的故事甚至就发生在徐峥身边,比如一个比他低两级的名叫李冰冰的上戏师妹,通过一个广告挣了26万元。

那一年的财富故事如泡沫泛起,然而对徐峥不过如风过耳:他还是认定自己是一个演员,艺术抱负才是他背负的宿命。1998年参加上海国际戏剧节的小剧场艺术节,徐峥自导自演了《拥挤》,在一把椅子上表现了40分钟的动弹不得。他自己设计了舞台装置,乍看是一个框架,演出过程中逐渐被展开成为封闭空间,结束时整个人被缠裹在塑料薄膜里。他觉得在拥挤的概念里包含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然而记者仍来问他:你为什么要排这个戏?你想说明什么?那你觉得观众能看懂你的戏吗?一个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将成为艺术家的演员,突然被问倒了。

“我以前老是觉得我看的书比别人多,我是知识分子,所以我应该找到自我的诉求。文艺腔特别害文艺青年,它让你接不上地气,你只能传递一种小众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你传递不出实质性的东西,只有一种气息和腔调,你无法去影响别人的价值观。艺术应该是一种手段,个人那些东西,应该放到后面去。”徐峥曾在采访时分析自己。

然后他出现在了荧幕上。《春光灿烂猪八戒》里,徐峥演一头扎着小辫涂着腮红,努力学习做人的小猪。这一形象大获成功,成为86版《西游记》之后,猪八戒形象的另一个样本。由这部电视剧,徐峥收获了远高于话剧的经济收益、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以及一个现实里的妻子。但他告诉我们,他当时非常害怕被固定成“演猪八戒的特型演员”,他急于尝试更多的角色来洗掉猪八戒的痕迹。但送到他手上的剧本,仍是带有喜剧色彩的角色。

“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一点演技的演员,但不一定能被别人马上看到。作为演员,我并不是一出来就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找来那种。不像王宝强,本身悟性特别好,上来就被挑去演《盲井》,马上就会被人注意到,陈凯歌导演、贾樟柯导演、冯小刚导演都去找他了。而我在当演员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非常被动。”徐峥对腾讯娱乐说。

连《疯狂的石头》的老板角色,都是他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徐峥夫妻俩共用一个工作邮箱,宁浩邀请陶虹出演“道哥”女朋友的角色,剧本被徐峥看到,中途截胡,毛遂自荐。当时宁浩尚未被称为黑马,黄渤也未及成为票房保证,“演李卫的那个猪八戒”徐峥算是剧组里最大的腕儿,但因为时间太晚,只剩一个配角的角色,且没有报酬,他也还是愿意出演,可见对好剧本好角色的执念,“给报了个机票就完了,我也算沾了他们的光。”徐峥如今调侃。

但即便是这样的机会,他觉得也仍是太少。当导演的强烈的动力,却来自做演员的愿望:做几个符合市场需求大众口味,对得起投资,过得了标准,也满足自己戏瘾的戏。

或许因为这样的经历,他愿意提携新人。主演《黄金大劫案》的雷佳音便是他向宁浩推荐的,而《港囧》中起用包贝尔,也是一样的考虑:“如果一个演员没名气、没票房就不让他做主角,那他永远都没法成为主角。影坛需要更多的面孔,我觉得要敢于用新人,让他们得到一些能够出来的机会。”

聪明人的发展空间

《港囧》广州路演《港囧》广州路演

9月27日,腾讯娱乐跟了徐峥在广州的路演。在上午遭遇《港囧》盗版的打击之后,他从厦门飞来广州,做了一场发布会,完成两场群访和两场专访。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需要和演员杜鹃、李灿森一起,满广州跑四家影院——赵薇与包贝尔等则负责另外四家。电影放映结束后,徐峥引领主创们真人彩蛋一般从安全出口出现,直接面对用户,在欢呼声中抽取其中的幸运儿,回答他们的问题,鼓励他们在微博上发表观影感受,最后赠与签名海报与应景月饼。

按照计划,跟车时同时可以采访徐峥,但他装做害怕的样子连连后退,“太累了。”被关在车里的时候,他一直低头玩微信。或许是因为过节的缘故,这一天的路况异常良好,晚高峰竟然不堵车。途中传出了一条语音:女儿小宝脆生生地祝爸爸中秋快乐。

这个四平八稳的徐峥终于有了一点情绪。“到底是谁发明路演这形式啊。”他抱怨,描述需要做八个采访回答雷同问题的一天,“嘴都说秃了。”

“从电影本身来说,我们前面的(营销)工作已经差不多够了。所谓的跑影院,其实是对院线的支持,院线希望明星能把影院的势头托起来,尤其对一些新影院来说;而采访也是,更像是媒体相互之间的报道需要。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导演上映后就不该说话了,我要说的话都在电影里,如果还需要自己出面为电影做解释,我觉得是不对的。”徐峥说。

然而到达影院,他的疲惫凭空消失,又恢复了一个我们更熟悉的、时刻保持头脑风暴的徐峥。在安全通道候场的时候,他扒着门往影厅里张望,“里面鼓掌呢。”他兴高采烈地回来,“马上就结束了。一会唱到‘清风徐来’那句,你就先上去。”他转向主持人说。

马上又转向宣传人员:“《清风徐来》现在进KTV了吗?还没有吗?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再组织一些‘看《港囧》唱老歌’的活动。”下午的发布会上,他自己带头玩起了插曲连唱。

我们相信他确实有一个只想做演员的心愿,但我们也相信,他的个人能力远远溢出演员的职业需求之外,想法俯拾即是,创意信手拈来,智力活动未必不会带给他另一种满足,所以他实际做的工作永远比他本需要负责的多得多。做演员的时候,他已经担了导演乃至监制的活,以至于他拍了《泰囧》之后,大家一致感慨的是,徐峥终于在导演栏上署名了。

2006年拍《爱情呼叫转移》,影评人老晃跟组,眼看徐峥独自坐在角落里奋笔疾书改剧本,“足有两页纸”,“按千字二百块的平均标准,刘仪伟现在欠他一百块稿费。”到了《人在囧途》,徐峥直接请了速记到家,重新口述了一版剧本打印出来,甚至还参与了后期剪辑。《泰囧》诞生于《人在囧途》之后,或许是他当时没过完的瘾的后续延伸。

在老晃看来,这个演员对电影制作的各个方面都充满想法。《爱情呼叫转移》导演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张建亚,然而徐峥毫无顾虑地跟前辈提建议:在展现主角的主观情绪时,可以用一个变焦仰角镜头来夸大,“很能说明他作为演员的主动性和视觉想象力”。音效上他也跟录音师建议,用贝多芬《命运》里最著名的“棒棒棒棒”旋律来制造男主角遭遇尴尬事的黑色情境,进而设计以此制作彩铃,“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创意(策划)思维。”

“这个上海人有种热爱喜剧的天赋,且尚有潜力未曾挖掘,处在电影的黄金时代,他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老晃当时断言。

9年之后,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然而中国电影黄金时代是否已在路上,至今尚难论断。但徐峥至少以自身经验证明,一个聪明的电影人因势利导充分开发之下,可以为自己创造的发展空间。

记者手记

幕后人员:
采访
叶弥杉猱困困
本期责编
三替
撰文
叶弥杉
摄像
秦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