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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影片特辑


腾讯娱乐专稿 文/付超 编辑/猱困困


  讲述巴黎解放的《外交秘闻》入围了这次的金爵奖,但导演施隆多夫并没有随片来到上海。已经75岁的施隆多夫确实也没有什么必要专程跑一趟,他已是戛纳金棕榈导演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导演傍身(均凭《铁皮鼓》获得),这些年又因为姜文的关系常来中国,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这位当年一度极左的德国电影大师,在《外交秘闻》里把极富人格魅力的德军肖尔铁茨将军,刻画成了一个优柔寡断、极度顾家的娘娘腔。如果一定要找原因,也许出品方高蒙是家法国公司,是个合理的解释。


出资帮助《阳光灿烂的日子》完成后期制作,让施隆多夫和姜文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老实讲,这不是一个大众熟悉的施隆多夫,至少在极富创作力的中年时代,这样中庸的价值观是不会出现在他的电影里的。但《外交秘闻》有极强的施隆多夫烙印,比如法国元素,革命题材,充斥始末的室内戏……就差文学作品改编,就可以集齐所有施隆多夫影像作品解析的关键元素。


  施隆多夫或许老了,但他和法斯宾德、文德斯、赫尔佐格组成的“德国新电影四杰”,却一直在历史中以“年轻”的姿态鲜活地存在着。


关于“革命”标签

“我们要记得战争时期和革命时代”

 

以孩童视角和思维描绘二战的《铁皮鼓》至今仍为迷影入门级经典教材


  如果硬要给施隆多夫作品里几乎天赋的革命斗争精神找一个起源,只能从他身处二战的幼年经历里去寻些枝蔓——在美军的坦克开进威斯巴登前一年,施隆多夫的母亲刚死于盟军的轰炸,但6岁的施隆多夫并不抗拒这些胜利者,他经常用些没用的东西去换取咖啡和食品,并在那些讨价还价里,免费学习到英语。


  这应该是常见的“深仇大恨”写法的开场,但施隆多夫并没那么小心眼。日后他的作品广泛涉猎二战、革命,但均透露着浓郁的左翼、反战思想。对此,施隆多夫自己的解释是,“它们都是对战争的一次纪念,我们要记得战争时期和革命时代,普通的百姓会变成英雄,普通的匹夫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会彰显出他们的义气、他们的英雄精神,他们会发挥人性最勇敢最善良的一面。”


  这样的立场还与他青年时代的经历有关,他曾在法国一所国际教会学校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神学理论,只不过,“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纳粹和二战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存在上帝吗?”这样的问题始终困挠着他,施隆多夫对此的反应只有将革命尽量划向左岸。


  他最为知名的《铁皮鼓》自不用说,1996年的《乱世启示录》也用一个纳粹战俘营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戏谑调侃。有意思的是,到了2000年,施隆多夫又导演了名为《打开心门向蓝天》的影片,片子的主角是个西德的左翼激进分子,一心笃定打劫银行可以推翻资本主义,但最后却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和信仰。由此可见,尽管一辈子都在死磕革命,但施隆多夫本身的革命立场十分摇摆。


  从革命这个相对比较显性的主题剥离开来看,“信仰”这词儿或许更适合成为施隆多夫电影主题的招牌LOGO。关于二战,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就是,相对于《辛德勒的名单》,自己更喜欢《苏菲的选择》,简言之,他无意辨别好坏,而是更愿意去绕到它的背后,去讨论人性的灰色地带。


  多年前的一个采访中,施隆多夫坦言,自己曾很长时间相信乌托邦,但“现在则没有什么确定的政治信仰。一个人拍了一辈子政治性电影,现在由于没有确定的信念而停止拍摄这样的电影,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问题。”


关于“法国情结”

“17岁时我发现世界就是巴黎的样子”

 

施隆多夫17岁前往法国,跟着阿伦·雷乃等大师“混过”,这让他的电影充满法式风情


  谈及施隆多夫,绕不过去的是他的法国情结。


  幼年施隆多夫对电影的喜爱,源自于阅读与摄影。那时年幼的他甚至以为导演就是摄影师。他也听说法国人都爱电影,所以后来有了赴法学习机会后,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祖国。


  这一待,就是10年。在法国,施隆多夫结识了路易·马勒,并在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当副导演。他狂热地迷恋法国,学他们蓄须、戴帽子,把法式长棍夹在胳膊下招摇过市。对于自己的法国情结,施隆多夫坦言,这段青年时代的旅居生活影响甚大:“我17岁时就在法国了,我发现世界就是巴黎的样子。”


  因此,施隆多夫的作品依旧充斥挥之不去的法式风情。1976年的《死刑》就是向梅尔维尔的致敬作品,虽然影片背景设置在一战,但高贵女伯爵爱上普通士兵的爱情故事,是典型的法式悲情罗曼史。而且,影片本身就是根据法国小说改编。后期代表作1996年的《乱世启示录》,主角也是一个法国人。至于施隆多夫钟爱的巴黎,更是无数次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但他始终是个德国人,在一次给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翻译字幕时,他被法国人当场羞辱,尴尬万分。


  法国情结之外,施隆多夫作品最常见的元素就是小说改编。他最负盛名的作品《铁皮鼓》就是根据格拉斯小说改编,《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布鲁姆》、《往事回忆录》等名作也均是如法炮制。


  施隆多夫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改编属性,谈起《铁皮鼓》,他坦言,奥斯卡从小失去了母亲,跟自己的生活经历十分相似,“大家在书中寻找什么呢?我觉得你要去寻找一个这样的作家,这个作家和你的体验有重影之处。”简言之,施隆多夫不过是借小说为载体,在影像中跟观众表述更多私人的经验。


  对于施隆多夫的改编,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买账。根据尤瑟纳尔小说《一枪解千愁》改编的《死刑》,收到了作家的来信,声称"很不高兴",原因则是主角被描绘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而格拉斯对《铁皮鼓》的改编则十分满意,看完片后他依旧沉溺其中,“我完全忘记了那本书,而是看了一部电影,我想可以把它叫作一部现实主义的童话。”——概括地相当准确,格拉斯跨行也许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影评人。


《铁皮鼓》后来拿下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成为施隆多夫至今无法突破的生涯最高点。


关于“逃离德国”

“艺术家永远不该过深地涉足生意”

 

曾经掌管的制片厂变卖后,施隆多夫变回流浪的艺术家,新片《外交秘闻》为法国公司投资


  在法国毕业后,施隆多夫的理想是留在法国拍片。但他收获的是一句“法国导演已经够多了,你该回德国去。”


  虽然被誉为德国新电影四杰,但施隆多夫的归属感并不那么强烈。至少,每次谈及此称号,他都各种低调表示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给人一种避免跟德国电影产生交集的错觉。


  现在回望大师的一路走来,至少在美国,他的创作环境是自由的。《铁皮鼓》之后,他来到美国,秉持着“just do it”的信念,他拍出了后期代表作《推销员之死》。但他的心态是多少有些消极的,施隆多夫曾说过,“我不是美国人,没有美国家庭,怎么拍美国故事?但大家相信我,就去拍吧。”也正是因为这种相对迷信权威的制作环境,施隆多夫改编小说的习惯就此开始养成,“躲在那些伟大作品后拍片,压力会小许多吧。”


  相较而言,施隆多夫最不信任的制片环境,反而是自己的祖国德国。他一直笃信,默片时代之后,德国电影只在1965到1985年间有过20年的短暂繁荣,“其他时间都是衰败的。”因此,他一直颇抗拒谈自己引领的“新电影浪潮”。这不仅因为制作人才的凋敝,而且因为整个大环境的衰败——将近20年前,他掌管的地处柏林近郊的巴贝斯堡制片厂还颇为兴盛,赞助了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后期制作,但时至今日,他已经被以1欧元的象征价卖给了一家专做电视制片的公司。


  “这真是一件悲惨的事情。艺术家也许永远不应该过深地涉足生意。”这可能是已经变得中庸的施隆多夫,最后的激进“忠告”。


>>>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专题任意门

幕后人员:

统筹
曾剑 罗雪萍
责编
陈媛
撰稿
付超